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互联网技术引导人类社会实现了革命性突破,打破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时空界限。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反映了人们现实生活中交往互动的关系。同时,它是承载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交流、交锋的“新型公共领域”,已经逐渐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夺主权、话语权的重要场域。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全球化、多元化、网络化的世界大潮,凭借自身强劲的网络技术优势不断向世界各国输出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和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必须深刻认识到完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现实性与紧迫性。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课题,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渗透及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等相关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尤其需要探析网络意识形态的新特点以及其传播新特征,进而明确意识形态网络渗透与传统意识形态渗透内容、方式的不同之处。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存在基础、发展状态、本质属性以及基本特征的观点是深刻了解意识形态产生与演进的哲学依据,同时,他们对意识形态与道德、教化之间关系的阐述,深入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异质的特性;列宁关于以先进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注重党性原则等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以及其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文化建设等关涉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的论述,这些是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在网络时代,立足于意识形态网络空间新阵地的开拓、意识形态受众生存状态网络化的实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转变等新境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大举转向网络,展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重大危害,从而进一步总结出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此外,探析我国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存在问题及归因,是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效能的重要前提。其中,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多样化思潮之间交融交锋、阶层利益分化危及社会稳定、网络事件容易引发舆论风暴等三方面,而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机制有待健全、网络技术发展与应用水平较低、社会转型与网络因素的叠加效应等多方面的影响。总体而言,随着进入“互联网+”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加剧。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把握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本质是解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关键。为解决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所带来的影响、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要坚持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网络主权、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推行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空间场、创新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阵地建构、提升意识形态德法兼治的社会效应、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运行管理的责任制、加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建设、推进国内外合作机制,实现共同治理等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