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州县官的微观视角入手,对官于嘉道年间的知县刘衡的仕宦生涯进行梳理,并结合其治谱《庸吏庸言》、《蜀僚问答》以及律学著作《读律心得》,对其吏治与法律方面的实践进行研究。在吏治方面,清中叶后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刘衡本着“官须自做”的原则,于爱民、驭下两方面做得十分突出,他不仅清廉自律、勤于政务,而且深谙爱民之道与教民、恤民之理;在驾驭下属上,他因地制宜,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式,并严格地控制蠹役的舞弊空间。在律治方面,刘衡凭借早年游幕阶段所积累的律学知识,在理讼上大有作为。他主张严惩讼棍,但又在“清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不准和息”的原则;另外,他认为严格地控制从收状到结案的审判程序极其重要,不仅要避免百姓累讼,更是要以“宁速勿迟”的风格来禁绝蠹役徇私。在对刘衡的吏治与法律思想及实践进行梳理与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一方面,刘衡所具备的品质与行政行为符合清代“循吏”的标准,也符合百姓心目中的好官的标准,这是他在地方吏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行政上,还是司法实践,刘衡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作为国家官僚政治体制中的一员,刘衡不可能超越自身,他的被认为杰出的种种行为,实际上是国家对于州县官的要求。他看到了蠹役的种种弊端,却无法从体制之外去寻找地方社会逐渐失控的内在原因。我们会发现,作为一名地方官,刘衡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