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广州市S大学为研究案例，以市场转型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为研究框架，通过实地田野对教职工进行深入的调查访谈并结合相关的住房政策文献等材料，通过剖析S大学教职工住房资源获得的分层、形成机制及其影响，以此探讨广州市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　　本文认为，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受到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宏观因素、中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宏观因素是指S大学教职工住房资源获得受到转型期中国所面临制度变迁，包括国家在不同时代实施的宏观住房政策与相关省市对国家宏观住房政策的执行力度与深度。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制度变迁之一，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方式。从实施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到住房货币分配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制度转轨、市场转型的时代，国家宏观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方式，进而决定了住房资源获得状况。中观因素是指广州市S大学教职工的住房资源获得也受到其所在学校（单位）的影响。首先，S大学是一个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具有相当的行政级别;其次，S大学的单位性质属于事业大学。S大学的行政级别大小、单位性质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S大学所拥有的住房资源总量。同时，由于单位领导决策层的决策状况及学校的具体情况，使得S大学所实施的具体住房政策也对教职工的住房资源获得产生重要的影响。微观因素主要是个体自身的结构因素与能动因素也深深地影响着个体的住房资源获得总量，同时，个体赖以实现社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家庭在后房改时代不仅仍以家庭形式共同购买和占有住房资源，而且也出现了新的家庭支持形式，这些都将表明个体以更为灵活的形式适应后房改时代的住房货币补贴制度，以解决住房问题。在这里本文首次引入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结合市场转型理论对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更为完整地、综合地审视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以期完整地分析研究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机制。　　根据S大学教职工住房资源获得的占有现状，按照是否拥有产权住房和住房套数，本文将S大学教职工的住房资源分层分为“两层五阶”的状况，其中“两层”是无产权房阶层和有产权房阶层，“五阶”是指按照住房资源占有总量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相对永久性无产权房阶层、暂时无产权房阶层、普通产权房阶层、多产权房阶层和超多产权房阶层。教职工住房资源获得总量差异的现状与分层是国家、省市宏观住房政策、S大学作为教育部属事业单位、教职工个体因素三者之间共同作用与共同催化的结果，是既有住房政策结构与个体能动性综合作用的产物。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本与权力资本的回报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与争论。本文将市场转型理论中关于人力资本与权力资本回报应用到教职工个人的住房资源获得上来。具体而言，在市场转型理论看来S大学教职工的住房资源获得有两种机制:市场机制与权力机制。生命历程理论则指出，教职工个体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住房资源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住房资源获得过程中还存在着自我选择机制。因此，通过S大学的具体案例，本文指出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机制有三个:市场机制、权力机制与自我选择机制。　　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分层现状导致了什么结果。本文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中的“得利者”与“失利者”类型学上的区分。城市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结果给通常意义上的普通人给来了不相一致的生命际遇。对既有住房资源获得格局的“控诉”与对住房资源获得过程中的权力“嘲讽”是两种不同的“普通人”做出的两种反映，它们都深刻地揭示了住房资源占有总量差异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生命际遇。　　结论部分，本文再次回应了S大学教职工的住房资源获得现状与分层，阐述了住房资源获得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及其住房资源获得所导致的结果。本文认为住房制度改革是一次“革命性”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城镇居民的住房资源获得方式;同时，房改又是一次宏大的社会结构变革，无数个体在其间承受了各不相同或不尽相同的生命际遇，由此重新再生产出了住房资源格局与秩序，经由此，本文认为普通人的新型“国家观”可能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