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复业四十余年来,中国保险市场改革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但随着保险行业竞争以及资金投资收益波动的加剧,近年来,保险行业连续暴露出一些问题,销售高利率投资型保单、激进投资等乱象层出不穷。这些都表明保险脱离其发展的正确道路,进而引起监管部门和保险理论界对保险发展道路的关注。“保险回归保障本源”成为监管部门、学术界及业界共同探讨的热点。而“保险回归保障本源”实际上就是要求保险公司注重履行保障功能,因此,衡量保险公司履行保障功能的程度,即保障程度,便能判断出保险行业是否注重保障本质。另一方面,偿付能力监管作为现代保险监管的核心,对保险公司的行为及保险行业的发展方向具有关键性作用。就保险公司保障程度与偿付能力的关系而言,理论上,从偿付能力本质角度出发,偿付能力状况良好意味着保险公司拥有履行保险赔付的资金实力,能够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予被保险人及时适当的经济补偿,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偿付能力本身就具备了保障的性质;而从保险监管要求角度出发,偿付能力监管是“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监管模式中的监管核心,理应体现出保险监管的重点,因而在当前注重“保险回归保障本源”的监管背景下,理应体现出对于保险保障程度的监管要求。如果在偿付能力监管中包含保障导向,就可以通过后端偿付能力指标实现对前端保险业务经营及资金运用的监管,真正实现在管住后端时,放开前端。因此,偿付能力监管与保障程度导向应当具有一致性。针对上述情况,本文试图解决四个问题:第一,保险的保障功能为什么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在定性分析保险保障功能的基础上,针对财险业务、寿险业务可能存在的固有差异,如何构建统一的保险公司保障程度指数来衡量所有保险公司履行保障功能的程度?第三,不同保险公司间保障程度的差异是哪些因素造成的,针对这些因素可以对公司经营者、市场监管者提出哪些行之有效的运营和监管建议?第四,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作为保险公司监管的核心,是否包含了对保障程度导向的考虑?如若没有,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保险保障地位的发展历史,发现在有关保险功能的理论发展进程中,不管学者们如何进行改善与修饰,不论行业发展进程中经历何种变化,毋庸置疑的是,所有定义、理论研究及监管政策都强调保险的本质就是保障,保障功能是保险最基本的职能,保险行业要始终坚守保障本源不能偏离,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的出发点与意义所在。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聚焦保险保障功能,提出保障程度的概念,并运用熵值法构建了衡量保险公司保障程度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样本年保险公司的保障程度指数,并进一步衡量了财险行业、寿险行业及保险行业的保障程度。研究发现,财险公司的保障程度指数集中在高位,寿险公司间的保障程度指数差异明显。由于财险业务和寿险业务本身的特性,财险公司的保障程度与寿险公司具有明显差异,有必要分别进行研究。整体上,外资公司的保障程度整体高于中资公司;小型公司的保障程度整体高于大型公司。我国保险行业的保障程度在样本期内整体是显著增强的。本文建立的保险公司保障程度综合评价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第三个问题,本文以构建模型衡量得到的保险公司保障程度指数结果为基础,从公司特征、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三方面出发,通过面板回归分析了导致不同保险公司间保障程度差异的根源因素。研究发现:整体上,公司年龄、资本属性、国有股份比例、第一大股东专业背景、董事长学历及是否兼任总经理等影响因素对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有着共同的影响。针对监管重点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展示出了保障程度指数较低的公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比如市场份额、资本实力等方面的特征。财险业务与寿险业务的本质不同,因而影响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保障程度的因素大多不同。此外,保险监管提出“保险回归保障本质”确实会引起保险公司对履行保险保障功能的重视。对于第四个问题,本文对偿付能力与保障程度的理论关系与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表明二者确实应当具有一致性。进而通过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与保障程度逐层进行分析,研究了偿付能力监管与保障程度导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全体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而言,“偿二代”监管与本文构建的保障程度导向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的风险导向,可能会使保险公司为了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而在经营过程中重投资而轻保障,长此以往保险行业将严重偏离保障本质道路。“偿二代”监管体系与保障程度的导向总体上背道而驰的原因是在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中更为注重对保障业务风险的确认,对于量化风险最低资本而言,各单项风险最低资本的计算模糊了保障程度导向;各风险最低资本之间的相对关系模糊了保障程度导向;量化风险最低资本对三种风险最低资本的整合也并未体现出厚此薄彼,未充分体现出保障程度的导向。这三项原因共同导致了偿付能力监管对保障导向的背离。此外,一些保险公司在注重保障的同时,却忽视了对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与遵循。据此提出公司管理及外部监管建议:第一,本文设计的保险公司保障程度指数可为监管机构提供关于保险公司履行保障功能的监管的依据,而更加细节的数据的披露有助于增强对寿险行业的监管与研究的时效性。第二,对财险与寿险公司保障程度分别进行研究更为合理。监管机构在对财险、寿险公司的保障程度进行监管、提出政策时,可以针对财险、寿险公司间的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区别监管;在监管过程中也要关注共同影响因素,如应适当关注行业资深代表、中资民营的保险公司。第三,保险监管提出“保险回归保障本质”确实引起了保险公司对履行保险保障功能的重视。保险公司的保障程度与监管动向密切相关,监管机构仍然要努力倡导提高保险公司的保障程度,加强监管导向,确保保险保障功能的发挥。第四,坚定保险保障程度的行业导向,在此大方向、大前提、大环境下重新审视“偿二代”监管体系。除了风险导向的基本原则以外,保障程度导向也应该作为偿付能力监管的基本原则。第五,为了使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对保障导向产生更积极的作用,可考虑分别从认可资产、量化风险最低资本与控制风险最低资本角度,根据其与保障业务的关联度大小对权重或参数设置给予不同程度的偏重。此外,除了管住后端,让偿付能力监管与保障程度导向保持一致以外;前端也应设置各种保障程度的标准。比如,在保险产品的定义中应突出保障程度,以与其他金融产品区分等。第六,一些公司在经营中遵循了保障本质,从根源上削弱了风险的影响,但可能同时也忽视了对风险的防控,监管机构应当对这些风险管理能力存在缺失的公司集中进行提升内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集中培训与辅助;公司自身也应对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给予充足的重视,注重下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的制度健全性和遵循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