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政府宏观调控从紧、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一些现金充裕的上市企业开始将富余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借给资金相对紧缺的企业。资金供应链紧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以及因性质界定模糊引起的监管乏力,加之上市企业对资本的逐利性,中国形成了特有的委托贷款现象。委托贷款作为中国的特有现象,它的出现与中国的体制等有很大的关系。而委托贷款主要发生在近十几年中,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后,它的出现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等有很大关系。基于此,“驱动越来越多企业大量从事委托贷款类金融业务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论文通过孕育委托贷款产生的“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以及“企业内部因素、企业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切入进行了相关研究。毋庸置疑,导致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试图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穷举出所有影响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因素是不现实的。本论文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房地产改革”两项具有时代背景的经济举措所针对的弊病,从“实体经济生产效率”和“房价高企”这两个企业内、外部因素出发,揭示企业委托贷款的成因。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深入分析企业生产效率对委托贷款的影响机制,对探索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企业之间如何良性互动、融合共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研究房价对委托贷款的影响机制,则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和加强非正规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提高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视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和着力点,将去产能（提高实体经济产能利用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首。金融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在促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大量金融资本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或空转。这是因为,当金融化的“挤出”效应大于“蓄水池”效应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势必会降低其在主营业务上的投资。近些年来,在政府宏观调控从紧、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一些现金充裕的上市企业开始将富余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借给资金相对紧缺的企业。企业基于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获得的现金流进行主营业务投资和金融投资,那些全要素生产率和产能利用率低的企业依靠主营业务获利的能力显然较差,发放委托贷款的机会成本更低。其二,“土地财政”下政府的隐性支持,加上房地产作为刚性需求的属性能为房地产开发者和投资者带来丰厚利润,于是,大量货币流入房地产市场,一起推高了房地产价格。房价上涨带来的企业运营成本的增加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企业不愿意负债进行长期投资。如果手里有钱,企业更愿意进行期限较短的投资,即投资在较易变现的资产上,而不是流动性低和不易抽身的实业上。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尤其是在那些房地产投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对其他实体经济行业的资源的挤出效应较明显的地区,很多非金融企业明显表现出了从事类金融投资业务的倾向和热情。本论文研究的具体过程如下:第一,本论文运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与企业委托贷款发放之间的关系。首先,本论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探究不同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水平的企业在面对既定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时,如何选择持有委托贷款的最优数量。在该模型中,将企业持有委托贷款的数量视作其全要素生产率或产能利用率的函数。将金融投资收益分为基于投机动机的利息收益和出于投资目的的“增值收益”。模型的结论是:无论是单纯逐利行为,还是以期最终服务企业实体投资业务,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数量均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能利用率的单调递减函数。其次,本论文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2007-2015年沪深证券市场A股上市企业公告的委托贷款数据,实证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与委托贷款发放相关的企业其他内外部特征的影响后,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越低的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越大、数量越多,这说明了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低的企业,更可能（或更多地）从事类金融业务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交易双方的关联程度越强,贷款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对委托贷款发放概率和发放数量的负向调节作用越明显。第二,本论文采用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证券市场中上市企业发布的委托贷款公告数据和各个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对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数量和价格与贷款企业所在地的房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贷款企业所在地的房价越高,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越大、数量越多、价格越低。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都证明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此外,本论文进一步分析了房价影响企业委托贷款行为的几种传导机制:首先,中介机制分析验证了“房价升高-＞企业资产收益率下降-＞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增多”的影响渠道;其次,房价上涨期间,投资性房地产资产较多的企业发放了更多的委托贷款,而且委托贷款更多地流向了房地产企业;最后,公司治理机构也会影响企业发放委托贷款行为对房价的反应程度。这种因果关系在股权集中度高、公司管理层存在冒险主义特征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强。本论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委托贷款发放概率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房价和委托贷款发放概率、数量、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关系给出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的实证检验,并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做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来验证结果的有效性。一言以蔽之,这两组关系透视出驱动企业从事委托贷款类金融业务活动的企业内外部核心因素。综合这些因素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发现:就企业内部因素而言,企业发放委托贷款既可能出于企业的投机动机,也可能是企业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委托贷款的出现;就企业外部因素而言,房价的过快增长和居高不下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造成了非金融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投资的扭曲。根据上述发现,相应的政策启示便呼之欲出了。对于委托贷款企业本身,政府相关部门既要正确引导委托贷款的流向,又要严格监管委托贷款的动机。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对于委托贷款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同时,政府应该控制房地产投机需求,控制房地产市场资金规模,防止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让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