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音韵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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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献典籍,其中包含不少音韵学文献,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以今陕西省的行政区划为限,以时间为序,对陕西古代的音韵学文献进行挖掘整理,不仅能够为音韵学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也有利于地域文献的保护和传承。总体而言,陕西古代的音韵学发展可以分为萌芽期、鼎盛期、荒芜期和复兴期四个阶段,前三阶段各为一章,第四阶段分为明、清两章叙述。东汉到南北朝时期为萌芽期。东汉以杜林、马融、贾逵等为代表的关中经学家训释字音的尝试为反切的诞生提供了动力,他们授徒教学,为音韵学的发展培养了后备人才,留存的训诂资料则成为后人探讨古音的线索,其治学风气直至清代仍为古音学家所推崇。魏晋南北朝时,长安为全国译经重镇,僧众云集,他们中很多人佛理、音理兼通,在南下传布佛理之时,也将梵文音理带入南朝,南朝文人在与释家的互动中发现了四声,进而促进了韵书的诞生。这时期的陕西并未直接参与音韵学发展的进程,但却为音韵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为陕西古代音韵学发展的鼎盛期。得益于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隋唐时期的陕西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语言学家,这期间音韵学上的重要事件——长安论韵就发生在陕西。与大一统的政治局势相适应,隋唐时期韵书具有明显的总结性质,还有大量对历代经师著述进行整理的训诂书、具有规范作用的正字书,其中也包含不少音注资料。同时,佛教的发展在唐代走向顶峰,长安译经之盛可谓空前绝后。此时兴起于长安的佛教密宗强调审音,对汉字音节的分析更加细致,推动了声母的发现和韵图的诞生。隋唐时期陕西音韵学实现全面发展,这一阶段诞生于陕西的韵书如《韵英》《韵海镜源》等,字书如《开元文字音义》《五经文字》等,训诂音注如《经典释文》《汉书注》等,佛经音义如《玄应音义》《法华音训》等,以及各种对音资料,都是后人研究隋唐语音的重要文献。更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学者已经就一些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在古音研究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宋元时期可算作是陕西古代音韵学的荒芜期。在这一阶段,长安失去国家中枢地位,陕西成为宋、辽、金、元之间的战场,屡经兵燹浩劫,文化事业陷入一片萧条。音韵学方面,宋元四百年间,值得一提的陕西学者只有关中刘鉴一人而已,其所著《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以《五音集韵》为语音基础,兼具保守性和创新性,是等韵学和近代语音学方面的重要资料。另有金州驻军都统制田世卿刊印《集韵》,流传至今,是目前所见三种宋刻本《集韵》之一,与另外两种宋刻本相比,金州本牒文更为完整,从上声两卷来看讹误也更少,在文献学和音韵学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明清时期,陕西的音韵学研究有所恢复,是为复兴期。在官府的严密压制下,明清时期陕西的学术研究缺乏生机活力,音韵学总体上呈现沉闷保守的特征。明代陕西的音韵学研究主要围绕诗韵和官韵展开,如脩髯子《诗韵释义》是对平水韵韵书的改造,梁应圻《诗韵释略》对潘恩《诗韵辑略》略加修订,将古诗用韵置于平水韵框架之下,张士佩《六书赋》《六书赋音义》则以形序法对官修韵书《洪武正韵》进行改编。另有王三聘《字学大全》、周宇《字考启蒙》,前者为《五音集韵》系字书、韵书、韵图的合刊本,后者语音成分驳杂,价值不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第一部系统地以拉丁字母记录汉语语音的著作《西儒耳目资》首先在陕西刊行,泾阳学者王徵为本书的写作、刊行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陕西音韵学者受顾炎武影响颇深,李因笃《古今韵考》《汉诗音注》、刘绍攽《学韵纪要》、李茂林《韵谱约观》等都是在顾炎武古音学说的基础上完成的。另有刘鼎梅改造《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成《韵学入门》,程以恬以戴震、江永等人的学说为基础,撰成《毛诗音韵考》一书,张仲儒《韵学发原》《字学呼名能书》则与《韵法直图》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明清二朝,陕西的韵学著述数量不少,但以因袭为主,创见不多。这一阶段还有很多见于史书、方志的音韵学文献,但早已亡佚,今列于正文以备参考。另有部分外来学者如毕沅、洪亮吉、钱坫、王家督、杨名飏、沈兆霖等,在陕期间于音韵方面有所著述,是为陕西学术之一部分;在陕西刊印出版的音韵学著述也一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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