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定代人姓族诏”,采用胡汉调和的办法,依据出身和道武帝以来三世官爵的情况,将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个代人贵族家族等同于汉人四姓,列为第一流的世族门阀,从而使“勋臣八姓”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本文将“勋臣八姓”置于北魏国家不断汉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的考察,从“勋臣八姓”的确立、任官和封爵的变化、婚姻形态的演变、组织结构的演化、文化素养的演进五个方面对这一政治群体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第一章“勋臣八姓”的确立部分,着重对孝文帝分定姓族的标准、分定姓族的方法、分定姓族的原因和政治动机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指出“勋臣八姓”入姓族,是严格按照出身和三世官、爵情况进行辨别的结果。孝文帝确定代人世族门阀,只采用先世出身和三世官爵作为“入姓族”的判明标准,主要是因为到这一时期,“勋臣八姓”尚不具备门第对等的婚姻观念,联姻对象的选择比较随意;“勋臣八姓”的家庭组织已经形成,迁都洛阳后,已经被编制到以洛阳为中心的乡里社会,但代北草原部族残余色彩仍然很浓厚,乡里基础相对薄弱;勋臣八姓文化素养虽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与汉人世家大族相比,仍然有所欠缺。应该说,孝文帝通过国家强制力量建立起来“勋臣八姓”这样门阀贵族,虽然从官爵、婚姻、家族、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可以称之为世家大族,但与汉人世家大族相比,“勋臣八姓”属于发育并不完全的世家大族。第二章着重考察“勋臣八姓”的任官和封爵情况。北魏建国后,“勋臣八姓”大多在内朝任职,在胡汉二元的政治体制下,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对外征伐、地方镇守和治理,通过职官、五等爵以及将军号的结合,来体现其在北魏官僚体系中的品级。孝文帝改革时,“勋臣八姓”主要成员品登王公、位置显赫,这是确立这八大姓氏成为世家大族最重要的依据。北魏后期,因为八姓大多参与反对孝文帝的恒代叛乱,加之皇权政治已经凌驾于世族门阀之上,因此除了与皇权关系紧密的于氏一门外,这一时期其他“勋臣八姓”的官爵品级已有所下降,虽然并不危及“勋臣八姓”的世族门阀地位,但是并不利于“勋臣八姓”向汉人世家大族的方向发展。第三章着重对“勋臣八姓”的婚姻形态进行考察。北魏平城时期,“勋臣八姓”主要与拓跋皇室、宗室、鲜卑贵族进行通婚,这种婚姻带有贵族婚的性质,联姻对象政治地位普遍较高,是“勋臣八姓”进一步发展门第婚的基础,但是“勋臣八姓”门第对等的婚姻观念尚未形成,“良贱相婚”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直接影响了“勋臣八姓”婚姻圈的形成。孝文帝对国家婚姻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效仿南朝门第婚,强制拓跋皇室、宗室与汉人世家大族联姻,但是孝文帝并未像对待拓跋皇室、宗室那样,强制汉人世家大族与“勋臣八姓”通婚,导致“勋臣八姓”与汉人世家大族的通婚关系并未建立起来。北魏洛阳时期,勋臣八姓的联姻对象主要是拓跋宗室和其他鲜卑贵族,他们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固且门第相当的婚姻关系,这对“勋臣八姓”巩固世家大族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章着重对“勋臣八姓”的组织形态进行考察。拓跋鲜卑早期,“勋臣八姓”以氏族部落的形式存在,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组织。北魏建国后,通过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等措施的实施,“勋臣八姓”的氏族部族组织已经被打破,尽管保留了很多部族的残余因素,但是家族组织基本已经形成。孝文帝迁都之后,强制将“勋臣八姓”定籍洛阳,并促使“勋臣八姓”以洛阳为乡里构建家族组织。这是孝文帝对“勋臣八姓”进行世族化改造的基础。此后,“勋臣八姓”依据汉人丧服制度来确定家族的范围,以儒家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逐步确立,乡里社会进一步发展,使得“勋臣八姓”的世家大族地位更加稳固。第五章着重对“勋臣八姓”的文化素养进行考察。北魏平城时期,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与汉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北魏国家对儒学教育的大力提倡等因素的影响,“勋臣八姓”原先具备的崇尚勇健、作风彪悍的精神气质逐渐衰退,文雅好学的“懦儒”气质逐渐形成,汉化水平明显提高,部分家族,如陆氏、穆氏家族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虽然“勋臣八姓”与汉人世家大族的文化素养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这是孝文帝将“勋臣八姓”打造成门阀世族的一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勋臣八姓”基本具备了成为世族门阀所需要的文化素养。洛阳时期,随着北魏国家改汉姓、禁胡服、胡语等政策的不断推行,勋臣八姓的汉化素养加速提高,尊儒崇士的家族文化进一步形成,“勋臣八姓”家族儒家化的家族文化取向表现的十分明显,这是“勋臣八姓”维系世族门阀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