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来，有一项变迁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验，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兴起。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消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消费的范围扩大了，文化观念成为商品价值评估中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符号体系也成为了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消费时尚的统治力量。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较早地介入了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并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消费社会理论。本文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等，通过对其主要观点的提炼挖掘和分析比较，勾勒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主干部分与发展轨迹，并对其得失和现实意义进行评价。大致来说，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存在“异化”、“日常生活”和“符号”三个批判维度，以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转向。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社会的异化境况进行了批判，在现代性的反思中构建起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最初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与异化理论，承袭了卢卡奇、葛兰西的物化思想与文化批判理论，把消费社会看做商品、工具理性和异化逻辑在消费领域推演的结果。他们把对消费社会的研究与现代性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揭露了消费社会对大众的欺骗及其对人性的压制。　　 阿多诺主要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他认为，商品逻辑和市场规律在文化领域的蔓延，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形成。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通过流水线被大批量生产出来，形成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同一化、标准化、模式化、与社会同质的特点。它丧失了文化应有的精神和独立性，对现存秩序采取认同与顺从的态度。统治阶级通过操控文化工业，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领域都形成了整齐划一的系统。　　 马尔库塞是较早地明确使用“消费社会”这一称谓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消费社会是富裕的，但同时也是病态的。第一，技术理性利用对消遣、娱乐、休闲等的控制，成为消费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第二，不断发展的技术以及强大的商品和消费逻辑，彻底破坏了文化的传统形式和基础，使其丧失了颠覆和反抗功能，沦为单向度的文化；第三，消费社会不断地制造和满足各种虚假需求，这是所有异化现象的根源；第四，消费社会通过压制、贬抑爱欲，将统治的触角深入进人们的本能和语言领域。　　 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独具一格。他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的现象、原因及消除途径进行了分析。异化对消费领域的侵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消费品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的商品化；消费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异化消费建立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之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逃避心理机制作用的产物。为了消除异化消费，倡导人道化的、健康的消费，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既要限制大企业股东和经营者的权利，又要建立具有战斗精神的消费者组织。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保留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有效性，在异化理论模式中批判消费社会。他们遵循“生产——消费”的思路，从资本运行的逻辑来研究消费问题；他们将消费社会看作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有机体系，并从系统的视角对其进行宏观分析。他们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其批判理论构成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元理论之一。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社会理论仍存在许多不足。其一，阿多诺等对大众文化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意识和主体精神。其二，他们对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其三，马尔库塞与弗洛姆受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强烈影响，过分注重人的本能欲求，使其批判过于抽象且缺乏现实历史性。其四，他们更多地是基于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从而反映了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的乌托邦幻想。　　 其次，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开启了消费社会研究的重大转向。他将二战后的新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一术语包括两层含义：一，指消费取代生产成为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统治的中心；二，指日常生活作为消费运行平台受到官僚主义的控制。因而，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列斐伏尔站在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视野中指出，各种新的异化形式蔓延至消费领域，并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他运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指出，消费社会利用大量的符号实现对日常生活与消费的双重控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次体系”的运作来完成。“次体系”是一种形式化的符码，它代表一定的身份地位，是一套世俗化的社会识别系统，包括服装、住宅、汽车、影视、时尚等。而次体系背后的真正支撑者是语言符号。语言丧失了现实指涉物，通过自我指涉确立了权威、形成了符号拜物教，成为消费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技术系统和意识形态。要将日常生活从消费和官僚体制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发动一场诗性的语言学革命和全面的文化革命。　　 列斐伏尔既继承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大理论观点，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他开启的符号学研究视角，有力促成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列斐伏尔的理论处在由宏观到微观、由现代到后现代的、承前启后的位置上。然而，随着对消费社会越来越细致入微的批判，列斐伏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观，否定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归根到底，他试图抛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另寻他路的做法是软弱无力的，其所谓的诗性文化革命必然被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所吞噬。　　 再次，鲍德里亚从符号的维度出发，构建了后现代视域中消费社会理论的新形态。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成为了符号物，符号取得了至上的统治地位。符号物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照一定的等级对社会进行分类。符号的差异和区分原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主导逻辑，它将所有对象都纳入消费中，筑起了消费社会的神话。消费社会的本质体现为符号价值的确立。符号价值是指，某物在作为符号被消费时，根据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内涵以及社会地位权力等因素而产生的价值。　　 在鲍德里亚看来，只有抛弃需求、满足、商品拜物教、使用价值、阶级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理论，进而构建起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彻底解码消费社会。鲍德里亚通过一系列的公式变换，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能指、所指联系起来，实现了符号学与经济学的对接。在商品拜物教中，使用价值构成了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保证。与此相对应，在符号拜物教中，所指构成了对能指的形而上学保证。能指将自身掩盖在所指之下，决定着一切。要摧毁消费社会的符号统治，就要把所指从能指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基本上离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从生产体制到消费的逻辑，消解了现代性的主要话语，描绘了一个更为高级和抽象的阶段。他反对社会分析的两分法，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显示出激进的解构主义特征。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拓宽了消费社会的研究视域。他引导人们注意到一个全新的意义系统，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再生产的隐蔽机制。但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没有从完整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同时误读了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使用价值的理论，夸大了其中所谓的“自然主义”因素。不仅如此，他过分依赖符号学方法，试图以符号批判来替代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倾向。　　 综上所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及时地做出了批判性的回应，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们的消费社会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补充，使马克思主义在崭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更大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然而，由于研究主体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方法、理论立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一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他们主要运用哲学和社会学方法，致使对消费社会的研究视域不够宽阔；他们都有意避开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历史趋势的论述，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等。种种因素致使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常常流于表面、缺少深度，他们的理论也无法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提供实际有效的支撑。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扩大，西方的消费文化逐步在中国蔓延开来。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西方消费社会的相似性，这一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尤为明显。因此，全面批判地研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有助于从理论的高度深入认识消费主义的弊端和形成原因，把握消费主义的运行与控制逻辑，掌握批判消费主义的武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移花接木、简单照搬。我们既要借鉴其中的有益部分，又要立足于本国现实，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来具体考察消费问题，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理论，从而为构建和谐、健康的消费文化提供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