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年高句丽长寿王南下,攻陷汉城,杀盖卤王,百济不得不迁都至熊津。百济结束了长达500年的汉城时期,步入了熊津时期。在战时,熊津因其闭塞的地形特点有效地抵制了外部入侵。但在社会稳定之后,却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障碍。538年,百济迁都,以泗沘为其都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实行了2次迁都,对百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熊津、泗沘迁都的背景、迁都后统治阶层内部的势力变化以及都城的性质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熊津迁都的背景和迁都后百济内部出现的一系列变化。熊津迁都是国家处于危难时,为了避免高句丽的再次入侵而实施的,带有应急避难性。迁都后锦江流域的新兴贵族开始兴起,逐渐掌握了中央要职,与汉城贵族形成了力量对比,产生了新旧势力交替。在此基础上,东城王开始加强王权,稳定了政局。武宁王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出现了中兴的局面。第二部分论述了泗沘迁都的背景、迁都后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八族大姓的成立过程。泗沘迁都从性质上不同于熊津迁都,是在强有力的王权推动下,以强化专制王权为目的的行动。迁都后,设置了二十二部司,在王都实行严密的五部制度,同时在地方实行方-郡-城制度,使中央统治落实到地方。这一时期最终形成了百济社会最有力的贵族集团-八族大姓。他们主要是通过佐平制行使权力。同时,贵族合议性质的政治机构-佐平制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二部司分担了原由佐平处理的一切国家大事,使佐平制丧失了行政机构的性质。第三部分论述了熊津迁都和泗沘迁都的性质和两次迁都的影响。分析了熊津、泗沘时期的政局、国家的政策以及社会现象,从中探讨两次迁都的性质以及两次迁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