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中國傳統文字學向現代文字學轉型的時期,這時的文字學家們接受到考古最新成果,試圖結合出土文字材料,探索一條新的文字學道路。同時,海外的漢字學研究也在發生變化。在這個重要的轉型節點,傳統文字學如何走向現代文字學的道路?海外漢學家的研究對文字學的轉型產生了哪些影響?衹有將學術史上這一轉變的細節探查清楚才有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地研究。衹有對這一時期有影響力的每一位學者之學術成果及思想進行梳理歸納,才便於正確勾勒出學術史的樣貌。高田忠周是日本明治時期的漢學家,其書《古籀篇》是一部吸收了古文字材料的《説文》學研究著作。因此,本文選取高田忠周的《古籀篇》爲研究對象,通過梳理《古籀篇》的文字學思想及其實踐,爲高田忠周確定一個較爲清晰的學術史地位,也爲勾勒出二十世紀初的海外漢語言文字學史研究提供一份具體的案例。目前,針對《古籀篇》的專書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如研究範圍不夠全面,研究視野過於零散,研究對象限於其書的某一方向或某種材料;雖然有全面評述《古籀篇》的書評,卻浮泛不深;總之,現有研究並未對其文字學理論及治學方法進行整體觀照。因此,《古籀篇》作爲海外漢學家的文字學研究著作仍具有研究價值,本論文採用文獻梳理、文獻溯源及個案分析等方法對《古籀篇》進行探索。論文主幹分爲以下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重點研究了《古籀篇》的漢字起源觀、字源譜系觀及文字變易觀。文章主要通過條例分析輔以字例考辨,探索高田忠周對造字規律及文字演變規律的認識;並採用統計與比較等方法,努力揭示高田忠周建立漢字譜系的原則。現有結論如下:其一,高田忠周的漢字起源觀承襲了傳統文字學者的觀點,融合了“倉頡造字”“八卦起源”“起一成文”等猜想,這種猜想雖然帶有較大的主觀色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人們對漢字的認識。而其對造字規律的探索,則有兩點成就:一是強調了文字溯源的方法——以最古字形分析形義,二是對造字規律進行歸納,總結出以不同角度取象、增形、省形、重形等文字產生的方式,符合文字的客觀規律。這些觀點雖然在傳統研究中均有論述,但多分見於六書分類中,高田忠周將其從六書中抽離,以造字方式的角度進行歸納,是一個新的研究視角,也是較早整體觀照造字方式的研究。其二,其字源譜系觀主要依據形體表面上的一致性繫聯筆畫相似的文字,卻忽略了文字構形上的真正聯繫,這種做法存在較大的主觀性。其三,其文字變易研究是從歷時的角度對漢字的構形演變規律進行歸納,是較早從構形的角度研究漢字演變的學説,共歸納出了構件增加、構件省減、構件義化、構件替換以及綜合演變五種客觀規律,同時還對漢字演變的外部因素進行探討,總結了由人爲因素導致的構形變化現象,其成系統的歸納與研究具有先進性。第二部分,研究高田忠周的六書觀,主要有六書的定義及分類兩個內容。高田忠周對前四書的定義多從字義著手,如強調指事字意義的抽象性、象形字意義的具象性、會意字所會合的兩個構件必須字義相連相貫、形聲字的聲符與意義無關等,這種做法過度抬高了字義而忽視了文字結構的重要性,以致其各書之間界限不明,在具體字例分析時,常有相混。而他的轉注與假借則在黃以周的觀點上有所發展,實際還是在討論文字的字際關係。關於各書分類,高田忠周對指事、象形、會意、轉注、假借主要依據各書的生成方式進行分類,在實際分類中依舊混淆了各書之間的關係,這還是由於其忽視結構而導致的。而他對形聲的分類則依據聲符的功能、讀音或結構等多個角度進行分類,雖然關注較爲全面,但也將不同層面的問題混爲一談,以致不夠清晰。第三部分,研究了《古籀篇》對古文字材料的利用,包括利用古文字材料求文法、利用古文字材料考校比勘兩個部分。其一,高田忠周利用古文字材料求文法,其研究內容不僅限於語法層面,他還對出土文獻中的成套青銅銘文的鑄刻規則、內容、特殊語句、套語以及語法等問題進行不同程度的對比研究,雖然分析不夠深入,但他對古文材料關注的角度十分多元,是較早地對出土文獻進行多維度研究的著作。其二,他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傳世經書史書、利用古文字考證古代制度,如其《禮樂》一章則分別從文字、銘文等角度論述了古代的祭祀制度與禮樂制度,他探討了青銅器的作器人、作器緣由、作器數量、作器材質等問題,而《經》《史》兩章則利用出土文獻考證史實與經書,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是“二重證據法”的較早實踐。《古籀篇》對出土文獻進行了較爲全面的資料匯總與分類總結,爲後世學者提供了一個出土文獻較爲完整的面貌。最後,依據以上分析,對《古籀篇》的成就與不足進行了整體評述。認爲其成就有五:第一,較早構建了文字構形演變的科學系統,其視角較爲新穎;第二,提出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即文字溯源論;其三,將出土文獻與《説文》研究相結合,能夠利用出土文字來輔證或校證《説文》,是較有創新精神的《説文》學者;其四,對出土文獻進行廣泛且系統的研究,爲後來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其五,《古籀篇》雖然學術參考價值不大,但他利用古文字材料進行文字學研究,是傳統文字學向現代文字學轉型的一次實踐,在學術發展史上對現代文字學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而其不足有六點:第一,行文缺少深入的理論闡述,重廣度而缺深度,具體的學術參考價值不大;第二,對六書的定義多從字義著手以致混淆六書界線;第三,形聲分類標準不一;第四,過渡闡釋字形,而導致釋字較爲主觀,有失偏頗;其五,由於語言環境等因素,高田忠周對漢語語音的把握有所欠缺,因此《古籀篇》在作書時也缺乏音韻部分的研究;第六,由於時代局限性,考古學與青銅辨僞技術的匱乏,時常誤用僞鼎或僞銘而使得其考證內容有失偏頗。但由於時間精力與學術水平有限,本文在材料分析上仍不夠深入,同時缺乏以日本的文字學研究爲背景進行評述,今後將進一步搜集相關資料,深入完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