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我国猪肉质量事件频发,猪肉质量安全水平不高。猪肉质量安全不仅仅是养殖企业或屠宰企业个别环节的问题,与整个链条节点企业都联系紧密。所以,很多学者纷纷从供应链的角度来探讨提高猪肉质量安全的策略。事实上,政府监管对猪肉质量安全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利用封闭供应链理论,构建了包括“生猪养殖环节、生猪屠宰环节、猪肉零售环节、消费者环节和政府监管”的猪肉封闭供应链理论框架。旨在通过对“从饲养到餐桌”整个过程的监控,来保障猪肉质量安全。首先,构建了猪肉封闭供应链理论框架,该框架包含“养殖环节、屠宰环节、零售环节、消费者以及政府监管”等五个主体。基于豪泰林(Hotelling)模型和信号传递博弈模型证明了消费者、政府进入猪肉供应链监管的合理性。其次,基于理论框架,对猪肉产业链各节点的质量控制状况进行了描述,对猪肉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澄清了各节点影响质量控制的因素。研究认为：养殖环节,影响质量控制的主要因素为疫病防治水平、饲料质量水平、福利水平；屠宰环节,影响质量控制的主要因素为屠宰前检疫检验水平、屠宰操作规程、出厂检验水平；零售环节,影响质量控制的主要因素为入市检验水平、质量追溯水平和诚信水平。然后,基于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消费者对不同质量猪肉的态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消费者购买猪肉时并不选择质量认证信号；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月均收入和居住地等特征,对消费者选择质量认证信号都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是否为大企业知名品牌、是否安全和美味、是否具有地理标志认证”等产品属性的关注程度,对其选择质量认证信号有显著影响；绿色猪肉的价格对消费者选择质量认证信号具有显著影响；“对质量认证信号的了解程度和信任程度”是影响消费者是否利用质量认证信号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最后,基于“生猪养殖环节、生猪屠宰环节、猪肉零售环节、消费者环节和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引入相关变量,构建了猪肉封闭供应链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对模型的计算机仿真,解释了各节点企业质量水平波动的原因,比较了政府对不同环节监管的效果,结论认为：猪肉质量安全水平受到“节点企业质量安全系数和调整质量安全系数”相互作用的影响,它是节点企业本身质量控制水平与政府监管程度博弈作用的结果；养殖企业规模、屠宰企业规模是控制猪肉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提高养殖企业和屠宰企业的规模,能够有效提高猪肉质量安全水平；销售渠道的变化对猪肉质量安全影响最大；政府对零售企业的控制,对提高猪肉质量的效果最明显。本文提出的猪肉封闭供应链,为研究猪肉质量安全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仅从个别环节考察猪肉质量的弊端,有利于从整体、主要环节的角度控制猪肉质量。提出的猪肉封闭供应链系统动力学模型,将政府监管深入到每个环节,有利于演示政府的不同监管程度实施于不同环节对猪肉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克服了以往政府监管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