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财政支农政策对中国农业的增长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但是,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的下降态势、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偏差及财政支农支出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增长。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就需要准确把握财政支农支出在中国农业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明确最优的财政农业支出优先序,并透视中国现行的财政支农体制,探讨财政支农政策失灵原因之所在。 本文在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生产函数测定财政支农各类支出的边际产出效应,以明确支农支出的优先序。进一步地,本文从现有政府间财政关系及省级财政预算机制两方面入手,结合公共支出函数模型,探析省级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偏差、政策失灵的体制性原因。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与之相比,现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可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应成为今后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省级财政支农支出区域性差异的形成与政府财政关系和财政预算体制有关,因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一方面,应恰当划分政府间的财政支农支出事权和财权,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农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力度,以形成农业财政支出稳定的内在增长机制。另一方面,应通过充分发挥正式规则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编制和执行过程的作用,提升农业部门的讨价还价能力,彰显广大农民对农业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以改进各级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