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悖论”是国际上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论断，最早由克鲁格曼提出，其基本内容就是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这个理论所揭示的经济现象是：在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货币政策的独立。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独立性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稳定，是必须坚持的。那么，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在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进行选择。这个问题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早已解决，美国选择的是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而放弃的是汇率稳定；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值得认真思考谨慎作出选择。目前，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资本项下的资本自由流动采取部分限制措施，而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但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金融服务5年过渡期结束，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将从部分可兑换过渡到基本可兑换最终到完全可兑换，如果选择货币政策自主性，那么对人民币汇率汇率制度如何选择就需要认真研究。从汇率选择的历史过程考察，主要有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个国家基本上是采用的固定汇率制度。二十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普遍面临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关系最集中的体现，如果选择不当，不仅会对国际经济关系稳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会严重阻碍一国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根据“牙买加协议”，IMF会员国可以根据本国情况自由选择任何种汇率制度，大多数发达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钉住汇率制或者其他类型的固定汇率制。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领域信息化速度加快，资金结算划拨程序成本大大降低：由于高新技术的引进，全球金融机构和金融中心增强了竞争力，各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金融管理当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纷纷采取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银行业的竞争加剧了。随着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出现，资本在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流动进一步打破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封闭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资本的跨国流动进一步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增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闭关锁国，独立谋求发展。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全球化使其从开放市场中获益，享受资源在全球化配置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因缺乏成熟市场制度，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只有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选择合理的目标和行为，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区域合作，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才能真正从全球化资源配置中得到好处。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的时候采用了错误的政策手段和目标，最终爆发了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案例。这两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国际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一国汇率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汇率制度选择不当，则会增加潜在的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甚至会造成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扩散，阻碍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固定汇率制度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已经慢慢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近几年来的汇率改革周期内，我国更应该选择合适的配套宏观政策和资本管制程度，逐步过渡到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增强本国宏观调控的力度，灵活运用“三元悖论”中“三角形”系统元素的相互关系，实现合理的宏观政策。如何合理运用“三角形”三元素的特性进行公共决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在决策之前我们必须将三角形三元素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待。单从“三元悖论”理论本身对“三角形”三元素的阐述中，我们发现三个元素不能构成一个系统，不具备系统特性：整体性、功能性、层次性。探其究竟我们发现，之所以它们并不构成一个系统，其原因是在系统内，三个元素的运动是互相冲突的，根据公共政策的定义一公共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对三个元素试图当作一个系统看待，但是，系统内三个元素的运动却使其不能实质性地构成一个系统，不满足系统的三大特性。于是，我们大胆得出结论：如果要让“三角形”三元素构成一个系统的话，元素必须有共同的运动规则或者系统目标，这样元素才会具备系统的三大特性，才能构成实质意义的系统，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对其进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设计系统运动规则。我们从公共决策的成本收益角度出发，引入了政府收入最大化作为最优化目标的设计框架。在寻找政府决策收入的具体形式时，我们发现铸币税收入有弥补政府赤字、扩张货币、增加收入等正效应，把它作为公共决策的收益是具有一定经济学意义和实证意义的。同时，考虑到公共决策是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它们之间不仅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连续过程，而且在时空上是有序的，我们在设计系统目标时不仅要做短期的静态规划，让每个决策期，三元素的运动遵循最优路径，也要做长期的动态规划，使所有时期元素的运动规则持续最优。于是我们设计了系统的运动规则：把所有时期铸币税收入总和最大作为长期目标，而每个时期三元素的决策值靠近在长期目标框架下的每期最优值。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得出每期的决策变量之间具有——对应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发现每期决策元素值和该时期既定的铸币税收入也存在对应的关系。我们用值函数来表示元素之间以及元素与最优目标的这种关系，这种处理手法暗含系统元素具有整体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同时我们根据元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进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根据对目标影响力大小对其进行排序，从而论证了其系统层次性的特点。文章的最后我们列出了模型改进的地方和“三角形”的现实处理情况。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章：分析“永恒三角形”的理论和现象。对“永恒三角形”理论进行描述和评析。引出了国际上著名学者关于“永恒三角形”是否具有系统性的争论，提出了文章的观点。 第二章：分析了系统动力学的概念原理和建模方法，提出了系统设计的思想。首先本章阐述了系统动力学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其次我们在本章里给出了系统动力学的具体建模步骤，介绍了两个关键模型：系统框图和因果关系图，并结合“三角形”具体构造进行了模型分析。然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系统设计的思想。 第三章，也是全篇的核心章节，在给出了数学建模一般方法和系统动力学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具体阐述了“三元悖论”理论，分析并建立了基于铸币税最大化的动态规划和静态规划，论证并建立了三元素的整体性和功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实力排序模型建立并论证了系统三元素的层次性。第四章，模型的改进和“三元悖论”的现实推广。本章分析了模型在现实运用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法。探索了最新的“三元悖论”的扩展情况，为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总之，本文的主线在于阐述“三元悖论”理论的根源和发展，提出了“三元悖论”的伪系统性，建立了合理目标，构造了新的系统框架和运行机制，规范了系统元素的行为框架，建立并论证了“三角形"三元素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系统三大性质：整体性、层次性、功能性。其中采用了合理的数学模型，并对模型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在文章最后分析了“三元悖论”现实运用和发展，提出了现实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