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引言和结语外,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检关系的现状。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态度为界限分流刑事案件,这一审前分流的改革思路要求检察官发挥越来越多的筛选与处理职责,其推崇的快速办案要求正悄然改变着法检机关原有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定位:首先,检察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再次,“实质化庭审”的适用范围收缩;最后,争端解决重心明显前移。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法检关系现状存在哪些问题。一方面,量刑协商程序缺少法官参与,控辩双方难以进行平等协商;另一方面,现有刑事规范对量刑建议权的规定与实务要求有所背离,在认罪认罚实体量刑规范尚未到位的背景下,直接课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办案要求,更要求法院“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有检察权僭越审判权之嫌,更有可能助推法检两家“私下沟通”这一潜规则式做法成为常态,恶化被告人生存环境。第三部分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检关系的建议。一方面,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二元分离机制,预审法官在被追诉人主动提出请求后方能介入量刑协商,就有关量刑规范、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作出解释,消解辩方疑惑,并监督控方有无违规协商等行为,对协商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以留待审判法官审查;另一方面,就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而言,首先,在现有量刑指导意见中增加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等内容;其次,结合《指导意见》规定,调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的立法表述,明确法官的量刑建议审查职责;再次,完善法官的量刑裁判说理机制,特别是法官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应肩负必要的说理义务;最后,充分调动大数据系统的技术优势,构建全国通行的认罪认罚案件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