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赋能的手机媒介,不再偏安于作为“交流的义肢”来延伸个人的感官,而是同时成为一个相异的它者技术,充当个人隐私的“跟踪器”、“采集器”、“数据库”。由于作为私人物质的手机媒介连接着“全球村”般的共生系统,公民的私人空间在公开与私密间变得模棱两可,流动其间的私人信息琐碎、隐秘又难以指认,使得本该由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利服从于隐形的权力,最终,将公民的隐私置于多重困境之中。基于此背景,本文选取国内外的优势App作为观察对象,从象征着行为契约的隐私政策文本出发,借助Nvivo软件来梳理隐私政策的内容和框架,探讨政策之中的权利边界与缓冲,试图分析国内外隐私政策的异同和历时文本呈现上的变化。经过整体意义上的考察,本文发现手机媒介的隐私政策中存在“收集阶段的差异地带”,“处理阶段的整合地带”,“第三方共享中的扩散地带”等“文本行为约定”与“实际保护诉求”间的模糊问题。依据模糊地带所透露出的信息义务主体(App服务方)的行为倾向,进而可以从以法律为代表的外部可行性制约路径出发,寻求更有效的保护。最后部分的重心聚焦于模糊地带的问题治理。结合手机媒介的时代特性,本文引入并改进Daniel J·Solove的隐私行为模型,通过扩大信息保护机制的范围,将信息的收集行为、加工行为和传播行为纳入其中,并以个人层面的积极干预,社会层面的共同保护,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规制为突破性要素,来完善信息保护方式的运行机制,最终实现理论意义上对法律机制模型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