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正式开始。在长江流域“十年禁捕”的背景下,近30万的渔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缺失会带来严重的个人风险、家庭风险和社会风险。所以,要想在长江流域实施全面禁捕的同时保障好渔民的长远生计,转产转业才是根本之策。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种就业支持政策在促进渔民转产转业、保障渔民基本生计水平、完善渔民养老机制等多个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江流域退捕渔民人数众多,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政策赋能解决渔民就业与生计问题还存在一定困难。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熟人网络”也为渔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信息与资源。通过探究退捕渔民转产转业路径背后的作用机制,可以提升渔民的就业能力,加速渔民转产转业,提高渔民就业质量,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研究法、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法.通过对湖南和安徽部分地区退捕渔民的问卷调查,搜集有关退捕渔民转产转业的数据信息,并运用SPSS、STATA与AMOS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理论研究方面,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渔民转产转业的研究成果,考虑到长江退捕渔民的就业问题是中国国情下特有的现象,文章重点关注了中国失地农民、退耕还林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可持续生计理论模型的构建,用渔民替代生计选择作为转产转业的结果变量,探究在制度嵌入的背景下渔民的生计资本是怎样影响其替代生计的选择。同时,通过研究国内外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结合退捕渔民自身就业特点,选取退捕渔民就业能力指标,并将制度嵌入与就业能力放置在同一分析框架内。实证研究方面,文章基于湖南、安徽两省269份退捕渔民调查数据,将退捕渔民受到的就业支持划分为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正式制度嵌入,渔村“熟人社会”背景下非正式制度的嵌入。利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SEM）对退捕渔民的替代生计策略选择以及就业能力进行分析。根据研究发现:（1）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2）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嵌入都会对渔民就业产生影响,且就业能力在制度嵌入与渔民实际就业之前起中介作用。生计资本和就业能力可以分别看作是制度嵌入下影响渔民转产转业的两种不同路径,制度嵌入通过影响两者,从而对渔民的转产转业产生切实影响。最后,文章提出提高退捕渔民就业能力的建议,即加强渔民就业环境的制度建设,合理协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在正式制度的嵌入下,开展高效的技能培训,对有创业意愿的渔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创业政策上对渔民进行适当倾斜,加大公益性岗位的开发力度,建立健全渔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在非正式制度的嵌入下,构建以渔民为主体的非正式组织,集中能人力量构筑渔村社会网络平台,加强各渔村之间的往来,开展渔民就业知识与经验分享会,扩大关系网络,实现就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总体而言,本文能够对长江禁捕背景下退捕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的研究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参考依据,并有助于后续政策组织适宜跟进,激发渔民转产转业内生动力,改善退捕渔民生存与就业现状,推动渔民转产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