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包括章学诚的史学概念、史学认识论以及对史学义例、史义、史德诸问题的哲学思考。章学诚的史学概念与他对“道”和“学”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是万事万物的“所以然”,存在于具体的历史实际中,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展现。“学”的目的在于致“道”,只有“学”“思”结合才能寻找到事物的“所以然”,“思”是“学”的一部分。“思”在“学”中的重要性导致了“学必求其心得”的观点,自得的基础在于学者的性情,“学”与学者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是“学”,它是以史学家的“别识心裁”为基础的“笔削独断”,史料编撰不是真正的史学。“六经皆史”,“经”是“史”的一部分,“经”只能反映三代时期的“道”,求“道”当于文史之中。史学与文学根本性质不同,史学“无征不信”,不能随意编造,文学则可以任意表达作者的意思。但史学离不开文字这种表现形式,“文生于质”,“史文”的形式由史的内容来决定。历史认识来源于历史资料。章学诚认为经、史、子、集四部均可作为历史资料的来源。政府应该建立一套严密的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制度。历史资料在使用之前首先要经过辨伪和考证的程序。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并不必然成为历史证据,历史证据有待于历史学家的选择。历史事实是以历史证据为基点的推论性知识。历史事实既包括“事”,也包括“言”。章学诚反对“言”“事”分立,认为“言”与“事”都是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在此基础上章提出了“事言互证”的观点。确立历史事实是历史认识的第一步,只有通过历史解释才能够形成对历史意义和因果联系的认识。章学诚认为人类历史既具有精神性,又具有自然性(因果联系性),所以历史既要从内部去理解,也需要寻找外部时势的原因。章学诚提出的理解古人的方法是“为古人设身而处地”,象古人一样地去思想,从而了解到历史事实背后的真正意义。章学诚承认褒贬是史文的应有之义,但他反对无谓的、刻意的道德评价。在事功评价中,章学诚坚持了就事论事的原则。章学诚认为史学“义”与“例”的关系是“例以义起”,有什么样的“义”,就有什么样的“例”,“例”随“义”而变通,章用“圆通”一词来表达这种精神。章学诚的“史义”首先是指贯穿史料取舍、历史建构和历史批评等史学工作全过程使史学成为史学的那个要素,其次还指史学家的著作宗旨,并兼有政治伦理的意义。“史义”的基础是史学家的“别识心裁”,“别识心裁”的根本在于史学家的个人性情。章学诚把史学家的理性引入了“史德”问题之中,要求史学家不仅仅是心术端正,而且要理性地从事史学工作,防止血气情感对史学认识的影响,所以史学家平素一定要加强个人修养。章学诚生活在经学考证兴盛的乾嘉时代,但却从事的是文史校雠之学。章学诚自承学术根柢出于邵廷采和自己的父亲,朱筠对他有后起之功,但我们仍然认为,时代的风土和个人的性情决定了章学诚学术的特点。章学诚与考据学者追求的都是学问与知识,但他们对学问的认识不同,对获得知识的方法的认识也不同;章认为学问是与学者主体紧密相关的,获得知识的方法不止考证一种;考据学者则认为学问是独立于学者之外的,寻求知识的方法只有考据一种。章学诚是与考据学者的“沉潜”知性不同的“高明”知性在寻求知识的风土中成长起来的另一枝奇葩。章学诚学术的最根本特点是强调学者的主体性,这也是章学诚与近现代西方史学思想的相通之处。“学本性情”的观念牢固地盘踞于章学诚学术论的最根底,决定了章学诚对学者主体性和个体性的高度关注。章学诚在18世纪的中国,回答了什么是史学,如何获得历史知识,如何达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等近现代史学问题,表现出了惊人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