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目的刑和教育刑思想的兴起,刑罚的重心由注重已然转向关注未然,作为国家刑事司法活动最后阶段的刑罚执行,已不再是对犯罪的消极处罚而是着眼于对犯罪人的积极矫正,由压制、惩罚的行刑报复走向促进、转化的行刑教育,矫正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已成为刑罚执行(行刑)之目的,以教育为主的功利论和一体论思想指导下的积极行刑时代已经到来。与此相适应,刑罚执行的机能也由机械、盲目、被动的接受走向合目的性、富有理性和能动性的机动调控。在刑罚执行过程中,通过减刑、赦免、减免(如罚金)等法定方式,对确定刑进行一定限度的修正和调整,最终实现刑罚目的,己成为积极行刑时代下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通遵循的行刑调控模式。减刑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刑事司法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刑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功用。理论上作为与假释制度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行刑调控手段的减刑制度,由于现阶段诸多因素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其适用率常远远高于假释等其他行刑制度。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体现了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减刑条文的设置过于简陋,“确有悔改表现”的减刑条件规定操作性不强,由此造成执行标准的不统-减刑后的制约机制缺乏,减刑程序规定过于简单等。在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减刑适用有扩张、滥用的趋势；减刑偏重客观考察,主观思想考察不到位；人为规定减刑比例,没有法律和科学依据；减刑比例、减刑幅度与罪犯的罪行轻重不对称；减刑适用比例偏低,其效能被极大削弱；减刑案件审理程序缺乏公开,影响公正性等。减刑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既有立法技术的问题,也有法律监管机制不协调,法律不能及时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司法中的腐败等因素。改革完善我国的减刑制度,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针,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为价值追求,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框架内进行。对于减刑制度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在鉴域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减刑制度的设计取得其应有的法律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