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从1957年支边到青海后,其诗歌创作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偏离当时主流诗坛规范的创作轨道。这种转变的成因,是我们在研究昌耀诗歌时应当重视的一点。通常一个诗人的创作与他的创作理念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昌耀在其诗歌创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念--“大诗歌观”。这也是笔者研究昌耀诗歌创作在每一阶段转变的重要切入点。从80年代开始,昌耀有关诗歌观念的文字一一见诸笔端。透过他一些论及诗歌的文章,可以看出昌耀对诗歌的创作所持的一直都是一种“大诗歌观”,即综合各种因素,使自己的诗歌成为一种“大诗歌”的观点,表现出自己给自己立法的努力。这种“大诗歌观”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即分行与不分行、语言的表达、意象的选择等各方面的因素,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表现“美”,因为“诗就是美”；其二是内在的精神向度及哲学内涵,即所谓的“诗”应该具备哪些精神特质,才能称得上是一首诗。就目前对昌耀的研究来看,还未有人从昌耀的“大诗歌观”入手,对昌耀的诗歌创作做一个全面深入的系统分析。笔者力图从这一点上填补当前的空白,为昌耀研究做出微薄的贡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言,着重梳理目前学术界对昌耀其人其诗的研究情况,包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之处,同时表明笔者研究的出发点和预期达到的目标。　　 第二部分试图考察昌耀生平及其“大诗歌观”形成的关系及过程,着重解决中国传统诗学和外国诗歌传统对昌耀“大诗歌观”形成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西部地域文化是如何影响了昌耀的诗歌创作,同时也塑造了他独特的“大诗歌观”。　　 第三部分主要阐释这种“大诗歌观”所独具的哲学与文化内涵。　　 第四部分是“大诗歌观”在昌耀诗歌文本中具体的美学呈现,主要落实到意象的分析和美学风格的分析上。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昌耀作为一位“未完成”的大诗人,其“未完成”不仅体现在他的“大诗歌观”的未完成上,同样也体现在他诗艺的未完成和学术界对他解读的未完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