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到来,公民的个人信息正面临着技术发展与权力扩张的双重考验,公安机关在警务活动中会通过各种方式处理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相较于其他行政机关所掌握的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所处理的个人信息体量更大、范围更广、准确度更高、识别性更强。现如今,公安机关除了传统的面对面询问式收集、点对点的针对性利用外,还会采取天网视频工程、小区人脸识别系统、警务APP等无接触式的信息采集方式以及模糊查询、扩展检索等这种由点到面的信息利用方式处理个人信息。大数据时代下公安机关对个人信息的立体式收集和多频次利用,让个人信息已经摆脱了信息主体的实际控制。以自决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利发生异化,由个人不断产生并持有的个人信息却脱离了本人的控制。近年来,公安机关处理公民个人信息较为随意,无感知状态下收集个人信息成为公安机关的惯常做法。个人信息被公安机关过度收集和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公民的信息主体地位难以得到充分尊重。告知同意原则能够充分尊重个人的自主权,让信息主体重新夺回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但告知同意原则面临着公安机关权利本位观念欠缺、公民自决能力不足、制约行政效率等诸多困境。本文通过总结告知同意原则在公安机关的运用现状,结合域外运用告知同意原则的先进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破除告知同意面临困境的对策,以规范公安机关的信息处理行为,达到公安机关对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一是进一步细化法律的相关规定:细化国家机关在法定职责之外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细化单独同意的概念与形式、细化信息传输的规定。二是探索告知同意的新方式,根据不同的信息处理情境,探索公告告知、即时告知、概括同意、动态同意、附排除条款的同意等新方式,在公安机关与公民之间搭建一个信息互通平台,实现公安机关与公民就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良性互动。三是完善告知同意的监督与救济途径,成立官方的个人信息保护监察室、民间的个人信息保护组织,以实现对公安机关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监督。此外,建立多主体参与、多维度并存的救济途径,改变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而救济无门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