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计划生育”这一写入宪法的基本国策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再一次将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级别,这不仅体现出我国人口基本国情在几十年间的剧烈变动,而且反应出当下人口问题的紧迫和严峻。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产能问题也愈加突出,在“十三五”规划几近收官之际,去产能任务也进入验收阶段,可以说这两大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困扰。本文以人口老龄化为出发点,探讨劳动力供给、居民消费储蓄和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描述其对企业生产利用能力的影响。基于2004年至2017年省级层面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社会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企业层面的生产经营数据,采用多重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老龄化对我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上市公司产能利用率的直接作用显著为正,总体上有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缓解产能过剩,而且这种作用与企业规模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其次,从具体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机制来看,面对老龄化带来的外部变化,例如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供给与产品市场需求等,企业会调节生产要素的使用,调整生产经营,具体包括扩大固定和无形资产投资,重视研发创新和技术突破,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等,这些积极的应对措施都显著地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成本上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负面影响。而且老龄化使得社会整体上愈发崇尚储蓄,挤压消费规模,这为企业融资创造了利好条件的同时也使得自身不得不要面对更严峻的市场需求,资金条件得到改善会提升产能利用率,而利润水平下降反映出的经营困难则会拉低生产效率,上述这些都会对企业生产能力的发挥产生显著的中介作用。最后,企业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生产利用能力的作用存在老龄化水平的门槛效应,中介路径中提到的企业投资调整行动能够提升产能利用率,但待进入更深度老龄化阶段后,他们能够发挥的正向拉动效应会快速减弱甚至转变为负。这说明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供给形势更加恶劣,企业改善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得不到满足,要素结构的严重失衡会降低了资本投入的回报,加速企业进入边际技术替代率和资本边际产出递减阶段,且加深递减程度,从而可能造成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