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已全面突破,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题学科,甚至这一学科还呈现了“显学”的特征和趋势。然而,作为胡适学术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逻辑思想,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从总体上而言,还处于从《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两部著作中进行提炼和概括的层次,这与胡适在中国逻辑史领域中应有的学术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事实上,对胡适而言,逻辑即方法,对“方法”的关注贯穿于其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并持续于整个学术历程。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是胡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移植西方哲学方法(逻辑方法)的尝试;对“试验论理学”的倡导和发挥则是直接“输入学理”;在中年和晚年整理国故中所坚持的“科学方法”则是胡适把西方实验主义和清代考据学传统在方法论层次上的融合。本文试将胡适一生的逻辑学相关著作和观点进行耙梳和厘定,将其归为三个部分加以研究:胡适对先秦名学的研究和对先秦名学史的建构;胡适对“试验论理学”的发挥及其影响;胡适在“整理国故”中对“科学方法”的倡导。胡适在中国逻辑发展史上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在中国近代学术界第一次用系统的方法建构了先秦名学史的概念和框架;“科学方法”引发了当时社会重视逻辑的习气并迄今仍是一种正确的治学方法。“试验论理学”虽被实践证明并不是一个新的逻辑类型,但它所引发的对逻辑学的反思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