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提高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使数字经济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数字化被拔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企业生存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以往的生产经营模式、治理模式都因疫情的爆发加速改变,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微观企业的数字化变革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问题,学者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运营效率的影响等方面,从企业投资效率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效率的投资是企业获得利润、实现价值提升的关键。但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代理问题使得非效率投资现象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公司治理、运营管理和组织流程的根本性变革,数字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提高了企业信息搜集、加工和分析的能力,能够改善企业信息环境、缓解代理问题、优化公司治理,这为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一个可以突破的方向。基于此,本文将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内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到企业的一系列战略选择和经营行为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将外部环境因素纳入二者关系的分析框架,考察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具体表现为对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显著抑制,该研究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代理问题、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非效率投资的中间作用机制;（3）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越显著;（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的差异存在非对称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为我国企业积极推行数字化战略、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也为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政策积极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