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古今中外都非常重视对该种犯罪的惩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官员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不仅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恶劣影响。而与此相伴的却是法律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受贿罪立法的不足之处逐渐暴露出来,导致虽有大批枉法官员受到惩处,但仍有很多受贿行为因主体定性不明、受贿手段较为隐蔽而无法得到规制,使得受贿犯罪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大量腐败分子规避法律漏洞、损害国家利益,同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部分案件出现量刑差距过大等问题,刑法调整的社会效果不理想,严重阻碍了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研究我国唐代律法,笔者认为其中有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明确、详尽,对当时的社会而言,可适用性很高,也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日本刑法受贿罪的研究,笔者发现其“罪名体系”的立法方面有一定科学之处,并且二者与我国现代刑法在很多地方均有不同之处。笔者通过分析比较唐律、日本刑法及我国现代刑法对受贿罪规定,主要从受贿罪犯罪主体的定性不明、犯罪客观方面规定存在的几个缺陷、罪名与罪刑设置不合理这几个方面指出我国立法的不合理之处,并借鉴唐律、日本刑法在这些方面的立法,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解决司法实践困扰,提出粗浅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