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以媒介生产的社会学的方法取向,描述和分析从1983年试刊至2001年期间《南方周末》新闻生产的过程及其特点。 笔者认为,以1996年《南方周末》的第二次扩版作为分界,《南方周末》向中国社会所提供的新闻产品的主要形态,经历了从文化/娱乐资讯向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调查性报道和言论意见的深刻变化,与此相联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意识的新闻从业者,通过对于事实和“真相”的深入发掘和呈现,通过接纳公众对于中国现实的意见的表达,使得《南方周末》新闻生产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参与式新闻业”(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特征。 《南方周末》的历史,基本上跨越了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新闻体制变革迄今的完整过程。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见证者与记录者,又是中国新闻体制变革的重要产物和重要参与者。《南方周末》的嬗变与发展,自然地置身于中国社会各系统发生全面和深刻变化的历史场景中,对于作为基层媒介单位的《南方周末》新闻生产实践的考察,也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与媒介系统进行连接和分析的可能性。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对于1983年至1995年之间《南方周末》报纸定位、新闻产品形态、新闻操作、组织建制等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与要素的考察;这个时期《南方周末》的新闻生产总体上具有浓重的探索和实验性质,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从1979年开始的新闻改革的总体背景中,以新闻从业者的临场发挥与创新为主导,从《南方周末》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与延伸”的基点出发,进而探索和发挥周末报作为一个新“报种”的社会功能。以文化/娱乐资讯为主的新闻产品形态适应了当时的市场需求,而报纸与新闻的商品性的实现,在客观上完成了对于“真理报模式”的“告别”。在这个基础上,《南方周末》的新闻从业者,发展了将《南方周末》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与延伸”这种自上而下的定位,“启蒙”与“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桥梁”,成为他们对于《南方周末》的社会传播功能设计的核心,而“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决不说假话”成为了他们新闻实践中所坚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