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发端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在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是前半个世纪关于文化问题各种论争的逻辑延伸,也是清末民初新旧杂糅的时局以及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与激烈斗争的产物。《新青年》与这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系密切。一开始《新青年》就是这场论战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同人作为论战的重要一方,围绕着东西文化问题进行了非常充分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围绕着东西文化的特性、差异、优劣等问题,《新青年》同人在分析、概括中西文化不同特性之后,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巨大,是“古今之别”,西方文化且优于中国文化;其次,在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上,《新青年》同人坚持“破旧立新”,反对“调和论”;最后,论战聚焦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一时代命题,此时《新青年》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扛起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旗帜,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五四时期这场论战背景下,《新青年》围绕东西文化问题提出了非常鲜明的思想主张,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它激起国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文化关系,激励新一代青年自觉承担起文化发展的重任,它带来的思想革新不仅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指出了方向,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同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新青年》同人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发展是具有延续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过激批评的立场,对西方文化也缺乏较为辩证的分析,等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从《新青年》的视角回溯和研究这场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认识到目前中国文化建设需要客观认识、辩证分析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勇于对内自我革新、善于向外借鉴吸收,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