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和冲突在任何社会都是无法避免,只是由于政治社会环境和政府的应对策略等不同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转型期的中国就面临着多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多元利益的出现、政府腐败的增加、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等等,共同营造出复杂、敏感、对抗的社会局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成倍的增加,虽然不乏各种暴力和泄愤等极端事件,但仍以公民的维权行动为主。政府作为事件的协调者或被指向的对象,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事件当中。如何妥善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无疑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政府在解决公民维权事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通过与维权民众沟通对话、协商合作的理性方式来解决抗争事件。其特点是政府不再仅仅为了维稳需要采取行动,而是开始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甚至对相关政策的调整。本文即基于此,试图以维权抗争到协商对话为线索,以政府的治理变革和公民的主体参与为主线,探讨新时期政府与民间的协商对话在化解社会冲突中的价值、功能、可行性、未来发展空间等诸多问题。政府在以往的治理中往往把公民的维权抗争视为恶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这样的观念致使政府常采用花钱买稳定、动用武力等所谓维稳的治理策略,但实践发现这样的治理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矛盾激化，最终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循环怪圈。因此,改变政府传统的维稳治理逻辑迫在眉睫,唯有探索新的有效的治理策略才能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协商对话作为一种化解社会冲突的机制,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显示出积极的正能量。它通过把维权抗争纳入协商对话、平等沟通的平台,不仅有助于解决治理难题,而且能增进民众与政府间的信任,是实现双赢的理想选择。当然,协商对话并不是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万能钥匙,它之所以适合于中国,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维权抗争基本上是围绕利益诉求而展开的,不具有反体制的政治意涵,这就为政府与民众理性沟通并最终达成妥协提供了可能。政府发表观点、公民表达诉求,让心存芥蒂的双方通过公开、透明的讨论达成一个各方均较为满意的方案,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新时期政府与民间开启的协商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把维权抗争纳入协商对话能使政府改变压制或打击的惯性运作方式,直面问题,有助于国家权力的规范和新治理模式的重塑,也有利于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它是治理理念和方式变革的产物；从公民的角度看,它是民意作用的结果和政治参与扩大的表现。如果这种有效的规避冲突的协商治理能由单一事件再演变成一种机制的话,则民众的权利诉求就获得了一种常规的解决渠道,为我国处理公民维权找到一条协办商式民主的路径。因此,协商对话不仅开启了我国另一种民主建设的路径,而且能够在各方的互动中培养宽容、妥协的精神,推动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