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代和近代早期,“国家”这一概念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内涵,包括古希腊的城邦、古代罗马的共和国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国家等。西塞罗的共和国概念就是在希腊城邦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了罗马的历史和现实提出的。拉丁文civitas这个词有时指代republic,它突破了城邦的狭隘界限,记录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是罗马公民的集合体,它并非随意集合起来的人群,而是基于一致的、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的团体。因此,这是一个不同于希腊人的城邦(polis)概念的拉丁化的表述,也是继polis之后,西方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国家概念。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早期的斯多葛学派,尽管他们对城邦的理解各有偏重,希腊的polis与罗马的republic也各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和内涵,但总体来说,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国家观念。西塞罗的整体国家观正是在此基础上融合罗马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形成的。他从宇宙的整体秩序、理性出发,力图遵循美德和正义,主张共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各阶层的人应该以共和国的利益为依归,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体现了古典共和主义的观点,充溢着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古至今,权力始终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要素。从古希腊到罗马,思想家们除了强调权力的必要性之外,更对其危害有着警醒的认知。在政体上,波利比乌斯对三种单一政体优缺性的分析和对混合政体的阐释,构成了西塞罗共和政体观的基础;在权力约束方面,思想家们通过对暴力和残酷的统治事例的贬斥以及对有德性的事例的赞扬,强调政治家自身的美德对国家和民众的榜样作用。他们对美德和荣誉的推崇既与罗马一向的传统和贵族精英的理念相关,也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同时罗马的政治现实也与思想家们的这一认知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古罗马的思想家还注重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和对权利的保障。西塞罗通过诉诸罗马的守法主义,缩短了理想的善或先验的正义与实际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差距,认为法律在最低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理性与正义;罗马的法学家们也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承载了古代罗马对权力的制约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不仅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也影响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许多国际行为准则。罗马在不断的斗争和征服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公民权的理念和相关结构。贵族精英如波利比乌斯与西塞罗强调义务是取得法律和公民特权的前提。他们的价值观代表了寡头政治者那一小部分群体的价值取向,但贵族政治理念已然渗入并被转化为有利于个人和共同体的行为中。罗马通过公民权的授予、拉丁文化的传播和斯多葛普遍的人类情谊与周边的城邦建立了关系,并最终将其纳入自己的范围。这个帝国和世界主义理论为伴随基督教的到来产生的市民价值观的转变做了准备;约瑟夫斯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从一个流散民族的视角反映了罗马统治下行省与中央的重大主题与冲突。他在努力保持自己犹太人意识的同时,随时愿意与罗马政府达成谅解。他一生的信念,就是希望犹太教与非犹太教世界,尤其是与罗马的统治和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共存。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行省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依从关系。他的尝试和信念也反映出罗马统治下地方菁英智识们的努力和希翼。帝制时代,斯多葛哲学中的宗教含义日益凸显,反映在政治思想上即法律和统治都根植于上帝指导人类生活的计划之中的理念的上扬。这一时期,出现了整体国家观下的双国度理念和藐视权力的自由意志理论。塞涅卡与奥勒留认为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之外,还生活在另一个由所有有理性的人组成的更大的国家之中。这个国家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国,而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不是法律的和政治的,而是道德的和宗教的。爱比克泰德的理论则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及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抉择中的作用。他认为对于在意志之外的、人们不能支配和决定的领域,人们只有服从其自然本性;而在人是完全可能自己做主的意志领域,便要充分利用我们的意志决定如何行为。他告诫我们人的价值在于真实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遵循内心的独立、自主与尊严,而不必顾及社会地位和政治处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塞涅卡的斯多葛主义与马克·奥勒留的一样,实际上是一种宗教信仰,它为人们提供力量和安慰的同时,也转向了对精神生活的冥想。这种信仰越来越牢固地扎根于基督教教父们的政治哲学之中,开启并影响了中世纪的理论之门。以西塞罗、塞涅卡等为代表的古罗马思想家以其对共同体、对统治权力、对美德、对个体的关注与思考,展现了自城邦衰落和帝国崛起以来政治认识视角的转化,即从个人融于城邦的整体主义视角转向了彰显个人自由意志的个体视角;从世俗理性视角转向了神圣信仰视角。以基督教思想为代表的中世纪政治观点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经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阐释构建了由古代通往近代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