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国家是国家产生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但在国家产生初期,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统治”代替了“治理”,国家治理等同于国家统治,国家治理的本质也就发生了异化,即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以控制、镇压被统治阶级为主要手段,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价值取向。但是,社会发展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律,治理理论的兴起激发起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渐趋多元,传统的“统治”式国家治理范式必将被新的国家治理范式所取代。就我国而言,我国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历经从统治到治理范式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国内外严峻形势,新生政权并不稳固的现实,加之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采取了政治导向型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以党政一体化、政治运动、人治、管制为主要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党发现了这种治理体制的弊端并进行了初步调整,但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及其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上,我们走了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这一时期,国家治理以经济的高增长为首要,结果引发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频发,社会不公正、不和谐问题凸显。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对我国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2003年的SARS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经济导向型国家治理的短板,因而,基于对SARS危机的反思,我国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国家治理理念,这一治理模式以公平正义、科学发展、服务为其主要特征,初步奠定了未来国家治理的基本走向。毋庸讳言,任何国家都会遇到治理困境甚至不可治理性问题,我国当然也有着同样的逻辑。一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没能很好的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问题,致使我国阶层分化加剧,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社会不平等导致我国社会结构的断裂；由断裂社会运作的逻辑所致,社会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阶层的固化,而社会阶层固化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权利的不平等,即权利失衡；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外来文化日益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日益挑战着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给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带来困难；三是面对文化冲突与价值多元的冲击,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和价值观扭曲,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就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来讲,无论何种类型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治理取向,无论其先进还是落后。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取向的人民性,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治理取向,加之中国国家治理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以此路径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可以解读为：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和谐社会,这些价值取向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状,本文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取向。首先,基于学术研究严谨的需要,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必须在政党——国家——社会的框架下来建构；其次,对现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总结了制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困难；最后,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给出了若干建议。由于党、政府、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最核心要素,因此,在合理架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框架下,从增强执政党调适性、构建服务型政府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视角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