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保持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发展伴随着较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投入产出效率还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也刻不容缓。因此，考虑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因素来测算我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源泉，并尝试从空间尺度上考察省际和区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情况，据此探讨提升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以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能的决策参考。
　　本文采用DDF和GML指数相结合的方法，测度2003-2017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并探讨它们的时空演变情况。然后，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选取产业结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耗强度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综合运用莫兰指数和杜宾模型等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讨我国省际和区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论，就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1)2003-2017年间，我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其增长源泉，而绿色技术效率变化在其中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分析期间，我国不同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与全国层面大体相同，但是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但是差异巨大，东部沿海省份排名相对靠前。(3)整体影响水平方面，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耗强度对我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其具有阻碍作用，而产业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其无显著性影响。(4)我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这不仅源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就具有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源于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能源消耗强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溢出。(5)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四大区域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在于溢出效应更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地理距离相近的经济体之间，而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导致溢出壁垒较高，不利于我国整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在提升我国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中，本文的上述研究结论至少具有下述政策涵义：(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重视资源配置效率；(2)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注重新型人才培育；(3)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优化外资引入结构；(4)完善环境规制体系，优化能源消费结构；(5)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