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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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将内部事务信息纳入“可以不公开”的情形,内部事务信息的公开问题被正式纳入《条例》,成为政府信息公开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条例》中有关内部事务信息的规定却过于笼统,对于内部事务信息的概念以及公开与否的界限并没有厘清,这就导致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如下问题:首先,由于内部事务信息的概念没有明确,内部事务信息成为一个“口袋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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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将内部事务信息纳入“可以不公开”的情形,内部事务信息的公开问题被正式纳入《条例》,成为政府信息公开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条例》中有关内部事务信息的规定却过于笼统,对于内部事务信息的概念以及公开与否的界限并没有厘清,这就导致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如下问题:首先,由于内部事务信息的概念没有明确,内部事务信息成为一个“口袋词”,实践中大量信息被一刀切地纳入内部事务信息的范畴而不予公开;其次由于界定标准的不统一,不同法院之间的判决往往大相迳庭甚至出现矛盾对立;法院对于内部事务信息案件在绝对不公开的惯性思维下,往往选择不公开,说理不足,在裁判过程中没有弄清内部事务信息的界定是内部事务信息是否公开的前提,导致裁判中说理混乱。本文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回应,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行文思路,梳理立法规范变迁以及理论学说的观点认为,“内部管理信息”到“内部事务信息”的转变,其立法目的没有发生改变,对内部事务信息的解释不能宽泛,而应当限制内部事务信息外延的不断扩大。法院在审理内部事务信息公开案件时,需要首先判断案涉信息是否为内部事务信息,其次再根据比例原则衡量其是否公开。在裁判说理部分,法院不能以行政说理代替裁判说理,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请逐条进行释法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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