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论语文<故乡>与“鲁迅像”的变迁——兼以日本国语<故乡>为鉴》分为四章,从名作《故乡》入手,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教科书中的“鲁迅像”(注：“鲁迅像”是一个日语词汇,意为“对于鲁迅的印象”、“鲁迅的形象”,特别是偏重于别人对鲁迅形象之想象,笔者直接用此词,就是看重其中人为的“形象构造”的含义,区别于客观之“肖像”,这是需要说明的。)这个“鲁迅像”不仅是教科书编者对鲁迅形象的“选择性刻画”,也是鲁迅在学生心目中留下的存在痕迹。清楚“鲁迅像”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鲁迅,继而指出当下鲁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全面理解“鲁迅精神”奠定基础。在方法上,尤其是在本文的重点部分：第二章、第三章里,为达到呈现教科书中“鲁迅像”的目的,笔者借由梳理、提炼语文的《故乡》的教与学,尤其是教学问题的“进阶”以及同一时期鲁迅选文在教科书中的增删情况,揭示出我们对“鲁迅像”的历史变迁性的认识。在此指导思想上,本文的中心论点是“鲁迅像”的变迁及其成因,经由途径是《故乡》在文学场内的“承前启后”的意义与借由《故乡》而开启的教科书中的“鲁迅像”构建。事实表明,这个“形象工程”是伴随着国人的语文教育而起的,它是文学场与语文教育的“双重经典符号”。《故乡》是始于文学场,而成于教育场的。第一章“文学场中的《故乡》”阐述了《故乡》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符号的形成与发展。它的经典性首先生成于文学场。这个《故乡》直接塑造了“鲁迅像”中的“文学家”属性。在文学传统里,它是“承前启后”的,承接的是文学传统中的“乡思”母题,开启的是“现代乡土小说”里的“故乡书写”。《故乡》在文学场上的“优越性”,正是教学场中“鲁迅像”存在之前提。若无《故乡》出色的“文学性”,自然也就没有了它的将近百年的“教学性”。这一共生关系,使得《故乡》与教科书中的“鲁迅像”是意义同构的。第二章“民国教科书中的《故乡》与鲁迅像”归纳、梳理了民国年间语文《故乡》的面貌,这个时期的《故乡》作为“新文学的代表”,关于它的教学提问有一个“进阶”演变的过程：,从20年代的“有文无注”到30年代的“宋文瀚四问”到40年代的“开明三问”、以及解放区对于“希望的路”的展望性肯定解读。这些都共同奠定了建国后《故乡》的“教学问题”基调。对于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情况,则以时间为分界,分为20年代篇、30年代篇、三区分立时期。这个时期,从选文数目上看,鲁迅作品“有进无退”；从选文的体裁上看,不拘一格,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言文、译文兼备,尤其是“鲁迅杂文”分量越来越重,在40年代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从作品承载的功能上看,有一个从“新思潮的载体”到“学生写作范文”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的演变。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教科书通过一系列作品,初步构建出了一个“新文学家、启蒙主义作家、人文主义者、反封建斗士”的“鲁迅像”,赋予了中学生对鲁迅的初步认识。第三章“建国后教科书中的《故乡》与‘鲁迅像”揭示了建国后《故乡》教学问题设置上的一次大提升,即“五六版语文”对《故乡》中“风景”的情感化阐释。这是围绕着《故乡》的教学问题的一次总结。对应的鲁迅选文,与民国时期的篇目“驳杂”不同,这个时期入选的鲁迅篇目逐步固化,在体裁上偏重杂文、小说,鲁迅的数目众多的散文、译文开始淡出语文课本。尤其在文革时期,鲁迅杂文更是受到空前的重视,在教学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目的性。随着教学篇目的固化,与之对应的教材解释也逐步脸谱化,这就僵化了学生对“鲁迅像”的认识。此时的教科书中的“鲁迅像”较之民国,简单化、概念化了,鲁迅身上的“战斗性”被放大了,“启蒙性”被削弱了、“思辨性”被遮蔽了——此问题逐渐成为鲁迅教学里的一个难题。至此,教科书中的“鲁迅像”已经被定型为“反封建斗士”、“革命硬骨头”、“现代中国的圣人”。第四章“反思与借鉴：日本国语《故乡》可否拿来”将《故乡》至于当今社会“鲁迅大撤退”的危机背景之下,引进比较文学的综合视野,比较了中日语文教学中的《故乡》,反思今日教科书中的“鲁迅像”何以会沦落为“老夫子鲁迅、学生三怕之一的鲁迅”。继而借鉴、再思今日之《故乡》教学,为当下的“鲁迅危机”寻求缓和之法。本文也期望以此有所继承当年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方法。此外,在正文外笔者还补充了与正文间接相关的附属材料,作为附录一并至于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