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与传播的角度研究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条新思路,可以得到比较深刻的认识。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制作、传播与接受三个环节,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以上活动在特定时代的展开过程,就是它在特定时代的生存。本论文主要讨论唐人文集在宋代的著录、编纂(文集的编纂与总集中的入选)与传播这一系列文学活动,故以“唐人文集在宋代生存状况研究”为题。它包括五项考察内容。第一章为“唐代文学在宋代的生存条件”。主要探讨唐代文集在宋代得以存在的时代环境与各种基础条件,包括宋代藏书情况、宋代刻书业、宋人追摹唐代文学的风尚以及对唐代文学在宋代的传播方式等四个方面的考察。首先按年代顺序,梳理了两宋之时中央馆阁建制发展以及图书存藏情况；其次通过一些宋代的雕版印刷史料,分析其时刻书业的发生与发展；复次以宋人追慕白居易、韩愈等案例,结合文学风尚和对白、韩文集的整理情况,探讨唐代文学在宋代的生存土壤；最后从口头传播(演唱、讲唱、说唱、歌唱、吟诵等)与书面传播(抄写、题壁、石刻)两方面,揭示唐代文学在宋代的传播方式。第二章为“唐人文集在宋代目录中的生存”,主要考察宋代较为完整且可信的四部藏书目录——《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唐人文集,通过彼此著录的异同,揭示唐人文集在宋代的存藏状况与编制情况。以这四部书目为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两两对应着北宋与南宋等时段、官方与私人等存藏状况的区别。《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编撰较早,且为官方书目,它们的著录反映了经由唐五代战乱到北宋初年这一时段唐人文集在社会上的阶段性面貌。而《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唐集,时间上已为北宋末至南宋中期,此时的唐集多已经过宋人的搜集与整理,较之前两部目录,从卷帙及著录名称上看,已有了较为整饬的面目。第三章为“唐人文集在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的生存”,主要从唐宋历史变革的大背景出发,考察手抄本、刻本这两种唐集载体的文化特色与内涵,考察其在唐、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联系与区别,并考察它们所代表的两种生存状态的文学功能。在唐代部分,主要考察敦煌写本中的唐人文集片段、李白名作《将进酒》的诸文本以及流传至日本正仓院的珍贵文献《王勃诗序》残卷,说明这些唐集在写本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形态与文化功能——这些文集不同于宋代经过整理编辑的定本文集,而体现出一种零散、具有较大随意性的特色,尤其是敦煌写本中的唐人文集,它们超出了日常案头的文学功能,是一种口头文学的记录文本。本章还考察了写本时代唐集的编纂方式,分为家人编纂、友人编纂以及门生或后学编纂三种情况。在以刻本发达的宋代,我们则从唐集在宋初的各种状态、唐集在宋代的搜集与整理等方面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以孟郊、韩愈、柳宗元、杜甫等文集的整理为例,全面揭示唐人文集在宋代的生存状况。第四章为“唐人文集在宋代文学总集中的生存”,主要选取宋代《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两部文学总集,来考察其中唐代文集的生存情况。《文苑英华》是北宋官方修撰的大型文学总集,由于编撰时间较早,其时各种定本的唐人文集编撰尚未面世,故多从当时各种抄本及非定本的唐人文集中取资。这造成了《文苑英华》中作品的文字,往往与后世文集有较大的出入。但另一方面,不少唐人文集,都依赖《文苑英华》而得以保存,后世欲恢复这些唐集,《文苑英华》往往成为取资的“武库”。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是：首先考察《文苑英华》中所保存的52篇唐人文集序,其次探讨《文苑英华》中李白、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作品来源,并以李华集为例,考察其在《文苑英华》中的保存情况。《乐府诗集》是音乐歌辞总集,故以定本唐人文集作为编辑时的第一选择。从李白诗作的比勘中可看出,郭茂倩将李白的乐府作品编入其中各个部类时,参考了定本文集、总集以及特殊唱本等多种文献,这些文献或明或暗地保留在句辞之间。另外,从唐人作品入选方面来看,各种唐集也是按照其卷次或作品的顺序,存在于《乐府诗集》之中的。最后,我们选择“近代曲辞”这一较特殊的部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大量不署原作者名的作品,是以当时尚有流传的歌辞集或唱本的面貌生存在此四卷中的。而某些定本的文集,也以小注的方式,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第五章为“唐人文集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的生存”,主要考察《十抄诗》、《夹注名贤十抄诗》、《百家衣集》等三部流传于高丽时期的诗歌文献,通过其中所载的唐人作品,揭示唐人文集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生存状态。具体工作是：首先,比勘《十抄诗》所选的300首唐诗中的107首与中国传世文献有异的诗题,说明其情况；其次,比勘所有诗句中的异文,考察《十抄诗》中唐人文集的文本来源。最后取《夹注名贤十抄诗》中杜牧诗中的夹注与同时期的《樊川文集夹注》相比较,说明两者的渊源关系。《百家衣集》是高丽时期著名的集唐宋人诗句的诗集,林惟正编。我们考察了全书286首诗作中的唐人诗句,逐一考证其诗句与文本来源。结论是,从时间上看,《十抄诗》编成于北宋初(《夹注名贤十抄诗》为南宋中),《百家衣集》编成于南宋中后期；从类型上看,前者为诗歌选本,后者为特殊体裁的诗歌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具有诗歌选集的性质,从它们各自所选择的唐人诗歌或诗句,可以看出当时唐人文集在海东高丽时期的生存状况。首先是这些唐人文集通过各种渠道流传至域外,为新罗文士所推崇与追摹,其主要方法一是选诗,二为注释,三为集句并运化为己用。其次是其中有不少在中土虽已亡佚了的文集,却以某种新的面目(如诗选、集句),作为亡篇佚句,独存于海东,这同样是汉文化在东亚汉文字圈中的精彩呈现。另外,本论文尚有“宋代唐集制作年表”作为附录。这里的“制作”,涵盖了唐人文集在有宋一代的整理、编纂、刊刻、注释等一系列的活动,并以编年的形式表现之。本论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文学的物质载体——文集——来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在下一时代有何具体的发展与表现,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而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包括刊印、目录、序跋、编纂等各个层面,详细研究了唐代文学是如何在宋代文学中“生存”的,显得更加立体化。唐宋时代不但经历着时代转型,而且在文本载体上也经历了从手抄本向印刷本过渡的历史阶段。论文充分注意到唐代文学文本在宋代从手抄本转为印刷本过程中的种种新变,从而体会出唐人文集在不同时代所表现出的文化功能。此外,论文不满足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唐代文学在宋代对域外汉文学的影响,并以高丽及朝鲜时代的文学典籍为例,来探讨唐代文学在域外汉文学中的生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