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作为全球性难题,各国都在积极治理。虽然中国已于2020年底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但贫困治理进程并未结束,而是步入多维相对贫困时期。事实上,不同年龄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表现的特征往往不同,而老年人口由于收入减少、身体生理机能下降等因素,更容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福利水平、经济水平等方面与城镇存在明显差距,导致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保障水平较低,从而使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在关注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程度如何及其致贫因素有哪些?此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比较明显,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程度及致贫因素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这些问题就非常值得深入分析。探讨这些问题,既能了解中国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的基本现状,也可以为各级政府治理中国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提供决策依据。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理论上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基于个体、家庭和社会特征的中国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是在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借鉴积极老龄化理念,从收入、健康、教育、工作状况、社会保障、社交活动六个维度建立测度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基于2012-2018年CGSS数据,运用AF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对城乡老年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及分解,测度结果表明:（1）从农村整体来看,随着多维相对贫困临界值的增加,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程度越来越深;（2）从城乡比较来看,农村遭受两个及两个以上维度剥夺的相对贫困老人数量多于城镇,但城镇遭受四个及以上维度剥夺的相对贫困老人数量更多、程度更深。（3）从区域比较来看,不论多维相对贫困临界值取何值,东北农村地区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老人的数量最多、程度最深。在此基础上,根据剥夺临界值,将多维相对贫困老年人口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多维相对贫困,运用多项Logit模型,以非相对贫困老年人口为参照组,研究农村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致贫因素,并进行区域比较,结果发现:整体来看,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致贫因素,对中度和重度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大于轻度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社会信任、集体参与、婚姻状况也是不容忽视的致贫因素;2012-2018年性别、年龄、心理健康都对老年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显著,另外社会信任的影响从2015年开始凸显,应当引起关注。从区域对比来看,性别、年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家庭经济状况这些因素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家庭规模、婚姻状况、社会信任、社会参与、集体参与这些因素存在区域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要继续完善老年人口的补贴制度、提高信任资本质量以化解信任危机、重视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再教育并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强化社会参与型资本的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