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员,托尼·本尼特立足于文化发展,从实践的视角着手,探察文化在实践过程中的发展及功能。他创造性的扩大了文化研究的范围,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将文化放置在实践中进行探察,剖析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还从文化的内在入手,审视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功能,揭示文化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进一步通过对文化与权力、文化资源与功能的剖析,发现审美作为文化的更高层次,所具有的意识性与道德性,使其成为自由与治理之间的桥梁,力图为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社会构筑具有可行性的实现路径。本尼特通过阐释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提出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中去的观点。他将文化放置在历史与社会中去探察,通过剖析文化的治理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揭示文化所具有的内在政治性与规范性,这也构成文化之所以具有政治治理性的内在支撑。在本尼特文化治理理论建构过程中,文化所内含的审美特征在自由与治理之间体现出联结作用,剖析审美作为文化的产物,为何能够成为达成自由与治理之间平衡的桥梁,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发挥作用,进一步揭示审美同化是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以及审美同一性在理论上的可能。以博物馆这一文化资源的具体实践为例,揭示博物馆在与主体交往中所起到的影响,剖析空间中的教育与空间中的规训对主体的潜移默化,彰显文化在与社会交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尼特虽然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中,夸大了文化的作用,陷入否定物质决定论的误区,没有充分认识到物质的基础性作用。在他的理论建构中,明显具有较多的理想成分,关于实践的设想过分理想化,易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但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是关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理论建构,他的理论深入实践,从现实生活发展出发,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探察文化之发展,揭示文化存在于主体的活动之中,通过人们的意识影响生活及价值判断,对现代社会发展及政策制定均有重大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