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境遇下的抗争是亘古不变的母题之一,蜿蜒于历史的各个时期,以不同的形式与处境显露着文人的本色与风骨。中国现代至当代的过渡时期激荡出启蒙与救国的双重意识及话语空间,构建出摇曳多姿的文学景观。本文通过韦君宜这一个案,深入剖析其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与生存语境中寻求精神旨归,家庭观念的置换使得其生存场域发生转变,为生命体验寻找可以承载的空间范围。本文以生存危机为切入点,围绕韦君宜生存焦虑的缘起展开论述。讲述归思情结的形成渊源,以及在她身上形成与释放的动态过程,这是导致其思想发生转折的重要因素之一,彰显韦君宜生命体验的独特性。作为激进者的代表,韦君宜面临着数次艰难抉择,荒谬事件的常态化不仅是中国文学也是苏俄文学的描述焦点之一,是构成沉默式反抗的重要成因。逼仄的政治气氛遮蔽了个性存留的显在空间,潜伏着顺势而为的悲哀。本文着重探讨个体反抗的延展性,精神困境是文学界论述的焦点话题之一,反抗的隐没与浮现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精神反抗与行为反抗,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与动因,在追逐个人信仰的过程中,政治话语的依附感、个人情感的潜意识作用、逆境中的自我保全构成了革命者顺从或反抗的主要成因。《露莎的路》构筑了个人生命体验的轨迹,《思痛录》构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以尊重史实为前提,描摹了一代人的欢喜与忧伤,在精神漩涡中构成特定历史阶段与韦君宜文本之间的双重预言,在激流的跌宕起伏中缱绻出对于独立精神的诉求与生命本体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