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国家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维持了上千年的朝贡体系被打破,与此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坚船利炮在御辱中的作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来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也鼓励仿造,但中国的造船事业始终不能迈入近代的门槛,收效甚微。在一系列内部争论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固守与停滞,把签订的条约作为和平的保障,并无实质性的改变。道光三十年,清朝内部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在与西方合作镇压的过程中,一些封疆大吏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西方武器在战争中的巨大力量。也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卷土重来使清政府进一步陷入危局,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相对和平的年代里,从中央到地方开启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左宗棠突然被调往西北平乱,于是左宗棠推荐福建著名士绅,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福州船政局第一任船政大臣,从而开启了福州船政局全面建设的序幕。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不同,福州船政局致力于造船事业,对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中国的海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近代化的船政机构中任职,沈葆桢得以接触到最先进的西方器物技术和为数众多的西方工作人员,这给了沈葆桢对于西方更加具体的认识。沈葆桢作为船政大臣对福州船政局“总司其事”,可以不受局限的阐述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保证船政事业的顺利发展,为福州船政局,也为中国近代造船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沈葆桢西洋观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主要是在船政大臣任内,这段时间也是沈葆桢从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到认知西方世界,再到于实践中再认识的过程,其思想对中国近代工业,近代海防,近代教育等都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第一部分介绍论文的选题来源,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介绍鸦片战争前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水平,和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些变化,作为沈葆桢西洋观产生的背景。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沈葆桢的早年经历,包括受到的家庭教育和舅舅林则徐,老师林昌彝对其早年思想的影响；左宗棠对于福州船政局的开创和对于沈葆桢的选择；沈葆桢在福州船政局任上的一些实践活动,作为沈葆桢西洋观产生的条件。第四部分是文章的重点,从沈葆桢的人才观、洋务观、海防观、和对传统夷夏观的超越四个方面来论述沈葆桢的西洋观。第五部分作为论文的结尾,对于沈葆桢的西洋观进行再思考,介绍了沈葆桢西洋观的认识途径和沈葆桢西洋观的四个特征。综上,沈葆桢是中国近代化不能绕开的人物,是中国从传统到近代转型时期的关键性人物,他通过西方的先进技术认识西方文明,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西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