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演进里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控权论和“公共权力说”的产生都是由历史决定的,也都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行政法治理论中的体现。从重商主义向经济自由主义过渡只能产生控权论,从重商主义向重农主义过渡也只能产生“公共权力说”。在这一时期,行政法治理论的主题是通过立法权或者司法权来限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我们称之为“警察行政法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行政权的扩大和“公务说”的产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又导致了控权论的延续。而“凯恩斯革命”和政府干预主义带给人们的“公共福利”、“公共利益”等观念又使得两大法系的行政法治理论在逻辑基础、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取得了一致。这一时期行政法治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够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公共利益才能够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又使得两大法系行政法治理论具有了鲜明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且实现了从观念到制度的进一步趋同。当代行政法是实质的服务行政法,服务与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