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民工数量呈现增加趋势，伴随而来的是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激增。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是农民工城市融入、就业、医疗等问题，对其集体行动则较少着墨。但从总体来看，农民工集体行动不仅关乎劳资关系的和谐，也关乎中国社会的整体稳定。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工厂环境下农民工集体行动具有一定价值。　　研究集体行动，西方学者观点分为两大类——理性趋向、情感趋向，尤以奥尔森的“理性人”假设为主要理论。由于国情差异，将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套用于中国农民工集体行动肯定不适。中国社会自古看重“关系”。从学理方面来说，关系就是社会网络，它认为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是理性与情感参半过程，不同于以往学者观点。所以，笔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之下，结合西方集体行动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从社会网络角度来研究农民工集体行动。社会网络概念非常宽泛，笔者将其划分为两大类——原始型社会网络和新生型社会网络，分别论述其与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有何种关联。　　调查发现，农民工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会对其参与集体行动产生不同影响，并得出以下观点：第一，原始型社会网络是农民工自身携带的一种关系网络，对农民工行为能够产生有效的影响。原始型社会网络包括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亲缘关系是工厂环境下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阻碍因素，一方面由于亲人利益的考虑农民工选择不参与集体行动，另一方面工厂农民工与亲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阻碍着集体行动的发生，这是本文研究重要结论之一；地缘关系是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情感因素，地缘关系中较高的同质性以及信息对称性促使农民工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第二，新生型社会网络指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由于自身发展需要新建立的网络关系，包括工作关系网、陌生人群网。工厂环境下，工作关系网包括室友关系、同事关系以及领导关系，在分析集体行动事件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三种关系与集体行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室友关系是集体行动的酝酿发生的温床；同事关系为农民工集体行动发生提供共同利益基础；领导关系则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导火线。陌生人群网络由于其密度低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进而会导致集体行动扩大化。第三，农民工所处环境是复杂的而不是单独唯一的，其行动可能既受到原始型社会网络影响，也可能同时受到新生型社会网络影响，当处于这样一种情况时，笔者得出这样结论：集体行动发生前期，农民工受到原始型社会网络尤其是亲缘关系阻碍作用更大些；一旦集体行动发生，农民工则受到新生型网络关系影响更大。最后结合文章，提出化解工厂环境下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措施，以实现社会稳定。　　笔者采取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动态集体行动事件的研究，笔者采用动态研究方法，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广州市番禺区L鞋厂2015年4月份发生一起大规模员工罢工事件，有幸联系到一位工人代表，并且通过这位农民工的关系共访谈到8位该厂农民工代表，对该厂罢工事件以及工人参与罢工动机有了系统了解。而对于社会网络现状的研究，笔者采用静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与访谈结合方法，在位于湖北荆州H厂进行调研，发放问卷102份，实地访谈对象5名，了解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动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