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问题是当今科学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问题一般包含两层含义：一、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如何获得和运用科学知识；二、所获得的科学知识是否是可靠的，即一种陈述是否合理地表达了它所体现的知识的可靠性。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知识的“发现”及对科学知识的“辩护”。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发现”与“辩护”是分离的。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对已有的科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考察，用对科学知识的辩护来重建科学知识发现的过程。这种“辉格式”的“事后辩护”的策略受到了众多批判，但是真正引发科学合理性危机的是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那本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以范式为中心展开其观点，将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从而打破了“发现”与“辩护”的分离状态。在库恩的基础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作为决定因素带入对科学的理解中来，从而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上迈出了更为激进的步伐。 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前期，即七、八十年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影响最大。强纲领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了相对主义的策略。他们像社会人类学家分析社会学案例一样，对科学史上诸案例进行考察，并试图找出那些所谓的“正确”或“错误”的知识背后的真正原因。他们发现，这些原因不可或缺地包含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从而得出“不同的文化情境会导致不同的科学合理性”这样一个强文化相对主义结论。作者认为，“强纲领”所持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向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他们仍然是从理论的角度持守其经验主义立场——“强纲领”的目标就是试图将自己的理论建立成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知识——因此他们既不能寻求某种超验的立场来客观地考量自己的实践规范，也不能完全囿于经验内部的规范而丧失批判态度，从而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为自身辩护。它解决了科学知识的“发现”问题，即不同的情境导致不同的科学合理性，却无法为不同的合理性进行有效的“辩护”，因而仍然没能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 八十年代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异军突起。其“实验室研究”纲领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及其反思性。实践，典型地是实验，不仅仅是理论的附属物，相反，独立于理论的实验实践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地方性的实验室场所建构了科学的经验特征，而这样的建构是通过实验人员的地方性、实践性的能知来实现的。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强纲领”的不同的合理性的观点。不同的是，这种具有不同合理性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拓展不是通过对普遍规律的概括，而是通过把处于地方性情境的实践适用到新的地方性情境来实现的。即通过“标准化”，而非“普遍化”过程来实现的。由于实验室中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包括针对物的实验，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磋商，科学知识正是在此过程中得到“辩护”，获得其意义和认识论地位的。但是，由于科学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随着情境和支配它们的实践旨趣的不同而改变，因此，这种“辩护”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种“持续的重构”，即我们必须在不断的实践反思中理解科学知识。通过实践，“实验室研究”可以同时解决科学知识的“发现”和“辩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