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公务员报考热的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多的与公务员招录有关的争议和纠纷不断出现，公务员录用中考察争议案件的不断涌现正是这一表现。本文选取了三个有关公务员录用过程中的考察争议案件，从中提炼出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分别是：公务员招录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公务员招录中的考察应该遵循何种原则？公务员招录中考察争议案件适格被告如何确定？文章针对这些问题，运用行政法相关理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案例介绍。文章选取了三个近年来在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出现的比较有争议的考察案件，它们分别是：因考察不合格被拒录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案件；因中考改名字冒用他人学籍致考察不合格遭拒录案件；未婚先育考察不合格遭拒录案件。通过上述三个案例引出了供下文论述的问题。所选案例之间既彼此独立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为构筑公务员录用过程中有关考察争议案件的解决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素材。第二部分明确争议的焦点问题。根据案例，并以妥善解决考察争议案件为核心，本部分明确提出了三个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公务员招录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二是考察是否应当有确定的标准，考察应该遵循何种原则？三是公务员招录中考察争议案件适格被告如何确定？第三部分是本文最重要、篇幅最长的一部分。该部分针对争议的焦点问题，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探讨，并结合文章所选取的三个案例，提出了有关公务员招录中考察争议案件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念在中国大陆根深蒂固，由此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因公务员录用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案件大多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本部分着重论述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起源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演变，并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明确公务员招录行为是可诉的，将公务员招录过程中的考察争议案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大势所趋。针对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文认为考察行为裁量权使用突出，加之我国司法对裁量权规制不力，这要求考察机关在考察过程中应坚持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基本原则，遵循客观标准和法定程序，防止权力滥用，平等保障考察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针对争议的第三个问题，文章首先认为党委组织部门不能成为公务员招录中考察争议案件的适格被告。党委组织部门在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并不具体行使行政职权，且党的机关的活动也并不受行政法的调整，并且从我国现行体制及实际国情出发，若将党委组织部门认定为被告，不仅无法获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带来相当大的社会风险。公务员招录中考察争议案件的适格被告具体应该如何确定？文章认为对公务员招录中考察争议案件适格被告的确定应以根据考察结论最终作出录用与否决定的机关为准，而这个机关通常是招录机关。招录机关在公务员招录过程中享有考察权和录用决定权，虽然招录机关在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后要向相应级别的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但鉴于这种“备案”和“审批”是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相对人，最终录用与否的决定仍然是由招录机关向相对人作出，因此，公务员招录中考察争议案件的适格被告一般应为招录机关。例外的情形是，在此类案件中，当作为公务员主管部门的政府人事部门直接对考生作出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时，相对人应以该政府人事部门为被告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