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是一部文献汇编性质的书，因此，历代对该书的研究或以校勘为主，或侧重词语训释，或就编辑整理、版本流传、历代征引等文献学问题进行探讨，偶或涉及文学艺术特征，而对《逸周书》语言结构特色本身的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尤其对《逸周书》各篇词汇、语法、用韵等方面的特点系统的描述更是空白。而语言特征是证明古籍创作时代的活化石，它的作用不低于出土文献，二者可以互相印证。以篇为单位，对《逸周书》的语言特点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相应各篇大致的创作时代。因此，这种研究是有其文献学价值的。 《逸周书》中多数文献的形成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最单纯是以叙史和诰誓为中心内容的史书，这些篇章中的多数可能作于一时一人，或即周史所记；政书、兵书、礼书都是层累地造成的，有较早的原始材料，也有春秋战国之人的发挥补充，更有汉人的训解。故而许多篇章是“经”、“传”、“注”合一的，这些文献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逸周书》的编辑，经历过先秦初编、汉代刘向父子校理补缀、晋代再次校理整合等过程。在这种流变过程中，一些篇章曾别裁单行，经后人增补注释，后又被编入此书。有些篇章则别裁之后失传了。“汲冢周书”与《逸周书》没有关系，将《逸周书》称为“汲冢周书”，其实是名称的误用。 《逸周书》中的文献，代表着一个相当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西周后期历春秋战国以至汉代，跨度七、八百年时间。其中有西周完成的，有根据西周材料在春秋时期写成的，也有根据春秋时写成的文献再度增补发挥的，还有根据史实在战国后期改编的。因而，这部书中的文献，体现了先秦文献形成过程和先秦至汉代书籍内容的一般特点。当然，它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它是各种类型文献的杂纂，内容非一家之言，而是经子兼备，它可能是“周公传书”与“太公传书”的整合。但其主体部分是春秋到战国时代作成的，其语言特色表现在语气词的使用渐次增多；疑问代词中出现“安”、“孰”、“奚”、“恶”等，普遍使用了顶真修辞格及“以数为纪”的表达方式；多数篇章以四字韵语为主，并有东冬、鱼侯、支脂、脂之等合韵现象。有些篇章是西周文献，其语言特点表现在语气词“哉”出现的频率较高，且功能具有多样性；第一人称代词有“予”而无“余”，不用第二人称代词“而”；不用句末语气词“也”、“焉”、“乎”、等；没有疑问代词“孰”、“安”、“奚”、“恶”等；没有“××者，××也”的判断句形式；没有明显形态标志的反问句式；少用或不用四字韵语。还有一些篇章，是战国末期乃至汉人根据传说或原有文献改作的，具有明显的战国末期至汉代的语言特点，如大量运用语气词“也”、“乎”等；用疑问代词“恶”；有鱼侯、职铎、支歌、冬东、幽之、之侯、职质、耕阳东的合韵现象；人称代词有“而”。此外，同一时期的作品，由于文体不同，在语言方面也有差异。依据这些语言特点及其他方面的考察，《逸周书》中58篇文献(《器服》篇暂不计入)的创作时间大致如下： 1．西周作品：《克殷》、《商誓》、《世俘》、《度邑》、《皇门》、《祭公》。 2.春秋早期作品:《丙良夫》、((尝麦》。 3.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作品:《文酌》、《来匡》、《大武》、《鄂保》、《大开》、 《小开》、《大开武》、《痞敬》、《武穆》、《和痞》、《武痞》、《大戒》、《度训》、《命训》、《常训》、《武称》、《允文》、《大明武》、《小明武》、《大匡》11、《程典》、《文做》、《文传》、《柔武》、《小开武》、《宝典》、《鄂谋》、《武顺》、《大匡》37、《文政》、 《大聚》、《武做》、《五权》、《成开》、《作锥》、《本典》、《官人》、《王会》、《王佩》、 《武纪》、《锉法》。 4.战国末期至汉代增补和改写的作品:《周月》、《溢法》、《明堂》、《时训》、 《史记》、《职方》、《太子晋》、《殷祝》、《周祝》。 在将《逸周书》各篇的语言与先秦其他典籍的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上古汉语本身的三个特点: 1.人称代词有数和格的区别，有感情色彩方面的差异。“联”并不是一个尊卑共用的第一人称代词，而是尊长者使用，表现权威和独尊、强调庄重语气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一人称复数只用“我”;“我”既表单数，也表复数，且尊卑共用。第二人称代词“尔”主要用于表复数，“汝”主要用于表单数。“而”与“乃”的作用主要是作定语，它们在《逸周书》中的分布呈互补状态，即用“而”之篇不用“乃”，用“乃”各篇亦不用“而”，这表明相关各篇的作者方言不同或所处时代不同。此外，第一人称代词“余”产生较早，甲骨文中己有，“予”则是战国中期文献中常用的。《尚书》、《诗经》等用“予”不用“余”，可能与汉代今文经学家用字习惯有关系。 2.“哉”最初是一个用于强调各种语气的书面语标志，相当于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标点符号。在早期文献中，它可以表祈使、赞许、感叹、呼唤、训诫等各种语气。到了春秋以后，它的部分功能让位于“也”，所以，“也”最初也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