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杯又称“羽觞”,不仅曾经是一种常见的器皿,更是对时代变迁的反映,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耳杯影响地域广泛,材质丰富多样,存在时间较长,直至隋唐时期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学界的关注点多放在耳杯的出现及两汉繁盛时期,而后的魏晋到隋唐时期则少有研究。本文在充分收集魏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出土耳杯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方法对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对耳杯进行类型学研究和分期,探讨形制变化的时空规律,并尝试将这些变化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变革相联系,从而对耳杯的发展形成全面的认识,以探讨耳杯流行晚期的演变。本文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对魏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出土耳杯的考古发现按材质进行整理。共收集到不同材质的耳杯584件,其出土地点遍及河南、甘肃、江苏等多个地区,可见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耳杯作为随葬品使用的地域范围极为广泛。其次,分析耳杯的类型,并对其进行分期和年代学分析。选择可以明辨器型且形制特征变化明显的陶瓷质地耳杯共336件,根据其口部、耳部特征各分成2型5式。根据耳杯形制变化分成四期,其演变规律可归纳为:口沿从平口逐渐发展为两端上翘;耳部从上翘发展到与杯口平齐最后低于杯口。数量和类型上均呈现逐步增加再急剧减少的趋势。参考出土耳杯墓葬中有明确纪年墓葬的特点,结合墓葬出土的典型器物特征及器物组合、墓葬形制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第一期为曹魏到西晋早期（晋武帝时期）,第二期为西晋中晚期,第三期为东晋时期,第四期为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最后,分析了耳杯地域和功能上的差异。根据耳杯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重点讨论中部核心地区、北部边疆地区和南方地区三个区域耳杯的特点:中部核心地区作为耳杯的发祥地,当地政治变化与耳杯的兴衰息息相关;北部边疆地区耳杯的变化与汉政权的外交和扩张密不可分;南方地区,在东晋时期由于晋室南迁为南部带来的中原文化对当地耳杯有着显著的影响。耳杯的功能变化及其发展亦有规律可循。耳杯从出现至汉代,墓内随葬多为生前实用器,魏晋时期在“薄葬”政策和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耳杯模型明器大量出现;东晋时期多见成套连盘耳杯证明了其祭祀明器的功能;银耳杯则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到融合再创造的演变过程。隋唐时期,墓内随葬耳杯已经极为少见,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演变成了全新的面貌,展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风貌,丰富了中国式器物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