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互联网与人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数据的传达以及交流融入到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上世纪70年代数据跨境流动开始被人们所关注,今天数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全球交易和投资的主要增长动力。通过信息通讯技术,近一半的跨境服务贸易都可以顺畅提供,在所提供的服务贸易中除了有关于数据处理以及互联网相关的服务,还有法律咨询、学习指导、医疗方案、教育资源等各种专业服务(1)。但数据跨境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对国家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以及企业形成威胁和挑战。纵观全球,至今为止全球性质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还未能构建完成,现在主要以欧盟和美国的数据规制模式为典型代表。分别来说,人权观念在欧盟有着深厚历史,建立起了人权与数据之间的关联,从而将数据权利的享有看作基本人权的内容,出台了高标准和高水平的个人数据流动规则,形成了欧盟特有的“充分保护”范式;美国长久以来支持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拥有强大的互联网龙头产业,为美国的数据自由流动保驾护航,形成了市场主导,行业自律的数据流动模式。两者模式均是根据国情以及文化背景考量制定的,各有利弊,影响着全球的数据跨境流动。大背景下,各国纷纷颁布了本国的数据传输政策法规,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已经有所行动。中国也有了数据保护意识,加以研究并在落实中。中国在研究跨境数据流动时必然要解决平衡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与国家政策目标之间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原则是个难题。通过研究和学习,发现了我国在跨境数据流动层面的部分问题,例如没有专门立法,而是分散在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之中,不成体系并且操作性不强的问题;监管能力不足没有专门机构执法的问题;数据保护标准低且没有第三方认证机构的问题。对于以上问题分析后,建议我国从统一细化数据立法、数据分类管理、专门设立隐私执法机构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方面下手,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长远发展,进而提升我国数字跨境交易的经济效益。我国在国际层面,虽然开展了双方谈判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交流,但是没有实际参与到全球性质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构建。我国没有专门的隐私执法机构,以至于不具备CBPR体系的前置条件而未能加入。国际合作匮乏的现状需要我国发挥大国优势打破僵局,融入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体系构建中,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从而推动国际贸易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