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存在窗饰行为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本文运用截至2015年12月的证券投资基金净值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基金的窗饰行为一直在发生变化:2003年1月至2007年10月,存在显著的窗饰行为;2007年10月至2009年8月,显著性开始减弱;2009年8月至2015年6月,甚至出现了窗饰现象的反转,即关键时间窗口超额收益率的正负号与窗饰行为应有的超额收益率的正负号方向相反。为了研究反转的原因,本文针对2009年3月《指导意见》出台前后1年的时间区间,做了基金窗饰行为是否改善的检验,结果发现《指导意见》出台前1年内存在显著的基金窗饰行为,而在《指导意见》出台后1年内基金窗饰行为得到明显的抑制,据此可以推断,证监会的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窗饰行为,这也可能是基金窗饰行为出现减弱和反转的一条重要原因。其次,本文将基金分为价值型基金和成长型基金,采用同样的方法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成长型基金比价值型基金的窗饰行为更加显著和幅度更大,在反转的时间窗口,成长型基金的反转也更加彻底和幅度更大,说明成长型基金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操纵。再次,本文运用截至2015年12月的基金重仓股数据,做了T检验,结果发现基金重仓股在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和2009年8月至2013年6月,存在较强的支持基金窗饰行为的证据,而在2005年6月至2007年10月,则证据较弱,甚至在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出现了明显的反转。这些发现,一方面支持了以往研究者们的结论,他们基于当时的数据认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窗饰行为,另一方面发现了基金窗饰行为随着时间在变化,并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研究者的结论,即最近几年中国基金窗饰现象出现了反转。同时,本文验证了证监会出台《指导意见》对基金窗饰行为的规范效果,说明《指导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金窗饰行为,这表明监管政策可能是最近几年基金窗饰行为出现变化的原因之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最新的数据对基金窗饰行为进行了验证,并且总结了基金窗饰行为的变化趋势,采用了以往国内研究未曾涉及的动态分析;其次,验证监管政策对基金窗饰行为起到了规范作用,并指出监管政策可能是最近几年基金窗饰行为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说明了基金窗饰行为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之一,而未能对其中的原因做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后续的研究,可以针对最近几年基金窗饰现象的反转,做进一步研究,系统探究反转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