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冲突表现在药品的创新和可及性上。药品专利制度为医药企业提供了专利期内排他性的市场激励,并以此鼓励药品创新。但医药企业也因此能够控制药品的定价和生产,降低了药品可及性。新冠疫情下,如何运用专利制度以保障公共健康再度引起了激烈讨论。医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与专利运营的主体,其专利策略选择对这一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但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专利强制许可等政府措施,忽视了企业专利策略在当中的重要性。此外,新冠疫情本身具有特殊性,但当前研究仍主要基于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缺乏对实践经验的探讨。本文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中的10支疫苗产品为研究对象,使用扎根理论探究了新冠疫苗创新活动中的医药企业专利策略选择机制:企业的专利策略贯穿于创新活动之中,其选择受到了政府与国际组织、资本市场、企业经营这三组复杂利益关系的影响。疫苗创新活动中,企业主要选择了专利许可、专利承诺以及差别定价、不盈利承诺等策略。专利许可能够快速实现技术资源调配,但实践中的实施范围还较为局限;而专利承诺在短期不会对产能有明显提升,但有助于刺激其他主体的创新;定价策略虽可直接影响疫苗的可负担性,其效果仍受制于疫苗的产能。因此要保障公共健康,既应当弥合现有机制,使企业策略真正发挥其效用,保障药品可及性;同时也应结合激励手段来保障企业的实施意愿,促进持续创新,以此实现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平衡。在后续应对中可综合考虑促进技术转移、完善专利承诺框架、建立全球性定价与分配协调机制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