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作为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存有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相关文本,但既往研究多从经济史、传播史、法律史、教育史、思想史等领域着手,文学方面相对薄弱,忽略了《东方杂志》中现代派戏剧的重要价值。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对《东方杂志》1920年至1929年的理论文章、翻译剧本和原创剧作的详细解析,为《东方杂志》文学中的戏剧板块研究做出一些补充。首先,本文概览并梳理了《东方杂志》1920年代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戏剧思潮进行理论介绍的文章。分析杂志对各流派特质、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与解读,并立足于《东方杂志》自身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探讨杂志在译介过程中对不同现代主义流派的取舍与主观倾向,肯定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延续了杜亚泉对物质文明的反思,并将这种反思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融为一体。其次,分析《东方杂志》中翻译剧本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征,探寻杂志近十年的翻译活动中对女性婚姻体验、信仰体系与个人存在等命题的讨论与答案,以及对现代主义各派艺术技巧的不懈输入。肯定《东方杂志》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关切与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着力表现人之主观情感间的合拍之处。最后,从《东方杂志》一贯的译介理念出发,研究《东方杂志》中原创剧作所受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以及从洪深的改译活动看特定时代下中国观众对现代派戏剧的审美心理与接受。从学术角度出发,寻求在同时期本土创作的主流为写实主义问题剧的环境背景下,《东方杂志》对现代派戏剧相关文本的译介活动有何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