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在社会控制体系中的更替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在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紧密共同生活为道德规范的生成、传达、存续提供了基础，也为对越轨行为的预防和惩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使得道德可以维持社会的良好秩序。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频繁的流动破坏了传统社会中的稳定关系，货币经济的发达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依赖，这消解了传统道德生成、存续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个人虽然不再依赖于具体的某个人，却愈加依赖于整体的社会本身，这为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法律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　　 法律的兴起蕴含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之中，只要经济发展主导下的社会变迁没有停止，法律的复杂化就是不可阻挡的。法律的兴起适应于陌生人社会的社会控制需要，并且又会强化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本身。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以道德作为自己的正当性基础，并竭力维护道德本身。法律的理性化和功利化取向则扯断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联系。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乐观地认为职业伦理会为现代社会的伦理生活提供可能，但深入的分析将表明现代社会中的职业伦理缺乏道德控制的基础条件。在后发国家，由于社会控制模式的急剧转型，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存在严重断裂，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尤为突出。　　 应对社会变迁中的法律与道德，亟需从社会学的视角重新理解法律与道德，以重塑现代社会的社会控制体系。解决人们的道德意识与现代法律规则的冲突，需要革新现有的公民法律教育模式，让人们理解法律运作的基本原理。对传统道德何以避免冲突和化解纠纷的内在机理的研究，让我们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了一层新的认识。而道德的重构更需要从教育入手，只有重新反思现代教育中将受教育者视为未来劳动力的功利倾向，才能塑造真正的内在道德，这需要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另外，通过对传统道德的运行过程的研究，我们将意识到共同生活在道德生成和运行中的根本作用，重塑现代社会的道德，需要我们在社会建设中为共同生活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