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富有独创性的诗人与戏剧家,在文学创作的实践经历中充分彰显出开创者的意识,作品文本中饱含创造性的激情,蕴含破旧立新的理念。这种气质与郭沫若的艺术思维、文化心理乃至深层精神结构紧密联系,是探求郭沫若艺术创作规律中深层制约机制的有效路径,也在奠定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文学史价值这一方面起到了根本性作用。论文从时代社会背景、地域文化、家庭构成、求学经历等诸多方面探寻影响郭沫若创造型人格塑造的复杂多元因素。贯通郭沫若一生的文学探索与追求历程,以“叛逆者”、“漂泊者”、“先觉者”三种身份标识为核心,考察郭沫若创造性气质中典范性与典型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独立性与顺应性的统一。作为降生于20世纪这一“再生时代”的“天生的反逆者”,郭沫若在打破传统的时代精神号召下,养成叛逆出格、挑战权威、蔑视偶像的性格特点。他以英雄的塑成来释放抗争与破坏的伟大力量,以女神的精神符号承载反叛与创造、破坏与新生的生命意义,为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注入崭新鲜活的精神能量。在决绝的叛逆意识驱动下,郭沫若在现实与精神层面进行了双重的层层突围与出走,否定并突破一个又一个“世界”,历经“父辈”、“师长”、“兄长”三大偶像的树立与破坏,成为时代、环境、自我的突围者,在人生不同阶段始终以日日自新的自我建构机制勇立时代潮流最前端。同时又在突围出走之后处于否定来处、失去归所的漂泊状态,以“游子”身份在异域建构起现代主体意义上的作家自我,在文学内部不断试验、曲折探求的历程中,致力于寻找、重建精神原乡的理想诉求。身为时代的先觉者,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革新与社会转型中寻求身份认同、实现自我价值,自觉肩负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这意味着他们将直接经受宏大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现实压力,自我的发展往往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处处限制,因此陷入文学创作的二元矛盾困境。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所形成的创造性气质既具有开创性,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又具有限定性,对他的创作形成限制。诗歌、历史剧、小说三种体裁的成就与缺憾,显示出郭沫若作为一个未能自我完成的“创造者”在文学道路发展中的局限性。根据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实绩与读者接受,能够论证文学史的经典和文学的经典之间的相关性与区别性,进而对文学史经典的形成机制与文学经典的构成状况,以及郭沫若真正的文学价值与定位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