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自古以来就在文化传播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文化起着由外而内的影响。往往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和旧媒介的消亡交替就会导致文化方面的新旧更迭。从文化传播最悠久的口译时代到当下的信息化时代无一不是如此。因此要进行文艺意识形态治理，就离不开对其所处的文化场域进行分析，要进行文化场域分析就免不了探讨文化传播层面。涉及到文化传播层面就不得不关注传播媒介和其特点。　　新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带给我国各个方面的变化是翻天覆地。新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媒介技术领域内的一次技术革新，它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对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造成深刻的改变。新媒介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对文艺意识形态的文化场域造成很大程度上的重构，更加突出多元性、差异性、个体性等新特点。同时新媒介平台的自由性、互动性和开放性，使受众群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加便捷，也大大增加了接触外来文化与思想的机会，使受众在文艺欣赏方面给予了比以往更多的自主权利，增强了其主体性，也让人们思想活动中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在进行文艺鉴赏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形成了人们文艺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这样也促使社会上各种思潮的涌现，造成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令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交锋更加激烈，文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文艺理念进行巨量的交融、碰撞、反思与孕育，由此衍生出了适合新媒介时代的文化系统和场域。　　面对新媒介时代下文艺意识形态领域内呈现出新形势、新特点和新挑战，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与理念已然不适应当下的新局面，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和口号化宣传形式的时代正在逐渐远去。面对个体意识普遍觉醒的当下，文艺意识形态治理必须从过去的强制性、单向化管理理念转向多个中心、协同共治的治理理念，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完善文艺意识形态领域内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在治理模式和方法上寻求更多突破与创新，努力做到与时俱进，积极应对文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新变化。这不仅仅是我国政党发展现代执政能力的需要，更是我国顺应全球化时代背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求。文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进行治理过程中，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防止文艺与政治互相混淆和偏向左右两种倾向思想等问题的出现。　　文艺意识形态的治理首先要把握好治理的方向，即治理的主体与受众、技术传播途径和治理的文化场域。人文社科研究的终极目标通常都指向“人”或与其相关的一切，文艺意识形态也非例外。在文艺意识形态治理方面，“人”这一因素，即相关的主体和传播者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受众的审美倾向又会往往引发相关领域的连锁反应，所以无论主体或受众的深入分析都是很有必要的，准确把握主体与受众的定位可以使文艺意识形态治理事半功倍。　　新媒介时代的来临，为文艺意识形态的主体与受众的交流与互动在传统的大众传播的基础上提供了更多了参与方式和相应的技术传播途径。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作为一种文艺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平台、新渠道和新工具，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文艺意识形态传播的效率。由于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数量庞大的国家之一，所以认识、掌握与合理利用各种新媒介传播技术对于文艺意识形态的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时代中意识形态的治理都无法脱离当时的文化场域去谈，而文艺意识形态的治理更是应该将文化场域分析摆在重要位置，只有洞悉当下的文化场域的特征与趋势，才能对文艺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标准与策略做出准确判断，有效避免做出任何不切实际的政策措施。　　针对新媒介时代我国文艺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国情和新挑战，治理者应从社会实践角度出发，在当前社会现实基础上，坚持主动、包容、创新、认同原则，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文艺意识形态治理机制，充分完善文艺意识形态治理理论的研究，加强创新，增强主流文化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引导力。